村支书因村里一妇女引发冲突 持刀砍伤村民

  村支书因村里一妇女引发冲突 持刀砍伤村民
  

7月9日,华商报记者辗转来到受伤村民陈某家中,他刚刚从扶风县人民医院出院,正在家里休养,

提起事发经过,陈某说,事发当晚10时许,他正在村里一个娱乐室打麻将,突然接到爱人的电话,说村支书陈志祥到家里找他,接着,陈志祥在电话里和他说了几句话,语气很凶,他便驾车往家赶,而另一位知情村民说,陈志祥与妇女相好的说法纯粹是胡说八道,但俩人起冲突确与该妇女有关。
  

华商报宝鸡讯 6月30日晚,扶风县城关街办黄甫村党支部书记陈志祥持刀砍伤同村村民陈某,事发后,陈志祥被警方行政拘留。而关于其持刀砍人的原因,竟是因本村一位妇女而起。

近日,有知情人士向华商报报料,称扶风县城关街办黄甫村党支部书记陈志祥持刀砍伤同村村民陈某。

7月9日,华商报记者辗转来到受伤村民陈某家中,他刚刚从扶风县人民医院出院,正在家里休养。

提起事发经过,陈某说,事发当晚10时许,他正在村里一个娱乐室打麻将,突然接到爱人的电话,说村支书陈志祥到家里找他,接着,陈志祥在电话里和他说了几句话,语气很凶,他便驾车往家赶。车开到家门口时,陈志祥突然冲了过来,手持一把约30厘米长的刀向他砍来,他躲闪不及,后脑勺被砍一刀,接着,陈志祥用刀面猛拍他的后脑勺,他便晕了过去。

  

至于被打原因,陈某说,村里一妇女与陈志祥关系暧昧,他猜测陈志祥怀疑他与该妇女相好,而所以持刀砍伤了他。近4000元医药费,陈志祥已支付。而另一位知情村民说,陈志祥与妇女相好的说法纯粹是胡说八道,但俩人起冲突确与该妇女有关。

昨日,华商报记者从扶风县公安局获悉,6月30日晚11时许,城关街道黄甫村党支部书记陈志祥随身携带菜刀来找村民陈某,与陈某因生活琐事发生争执并厮打,陈某头部被砍伤、脸部也有伤痕,经扶风县人民医院诊断为头皮裂伤、外伤性头疼、软组织损伤等轻微伤;陈志祥脸部、颈部多处被抓伤。警方对陈志祥作出行政拘留10日,并罚款500元的处罚。

事发后,城关街道党工委召开会议,对黄甫村党支部书记陈志祥作出停职处理,并责成街道纪工委对其严重违纪立案调查。
  

华商报宝鸡讯 6月30日晚,扶风县城关街办黄甫村党支部书记陈志祥持刀砍伤同村村民陈某,事发后,陈志祥被警方行政拘留,

提起事发经过,陈某说,事发当晚10时许,他正在村里一个娱乐室打麻将,突然接到爱人的电话,说村支书陈志祥到家里找他,接着,陈志祥在电话里和他说了几句话,语气很凶,他便驾车往家赶,车开到家门口时,陈志祥突然冲了过来,手持一把约30厘米长的刀向他砍来,他躲闪不及,后脑勺被砍一刀,接着,陈志祥用刀面猛拍他的后脑勺,他便晕了过去,

昨日,华商报记者从扶风县公安局获悉,6月30日晚11时许,城关街道黄甫村党支部书记陈志祥随身携带菜刀来找村民陈某,与陈某因生活琐事发生争执并厮打,陈某头部被砍伤、脸部也有伤痕,经扶风县人民医院诊断为头皮裂伤、外伤性头疼、软组织损伤等轻微伤;陈志祥脸部、颈部多处被抓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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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缕玉衣也叫“玉匣”、“玉押”,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时穿用的最高规格殓服,外观和人体形状相同,包括头罩、上身、袖子、手套、裤筒和鞋六个部分,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与当时的玉料非常稀少有关,刘疵身着的玉衣,有的玉片就是用其它的残玉器改制而成,只是随着佛教的兴起,玉衣的使用也渐渐走到了尽头,毕竟跟道教宣扬的人死后还要在阴间过着正常生活相比,佛教描绘的西方极乐世界更为人们所向往。
  从金缕玉衣看古代贵族对“死而复生”的迷恋
  

金缕玉衣也叫“玉匣”、“玉押”,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时穿用的最高规格殓服,外观和人体形状相同,包括头罩、上身、袖子、手套、裤筒和鞋六个部分。
  

“金缕玉衣”

人总有一死,为了能够在阴间继续享受荣华富贵,古人利用丰富的想象力和无尽的生存欲望,创造出了来世再生和灵魂不死的信念,这便有了金缕玉衣来世再续的传奇,因为他们相信只要穿着金缕玉衣灵魂便能升天,就能带着阳世的礼仪和身份去阴间继续享受。5月18日,罕见国宝级文物窦绾身着的金缕玉衣将亮相长沙,向我们展示古代皇帝贵族对死后享乐的追求,对死而复生的迷恋。

国宝级文物“金缕玉衣”将展长沙看汉人的生死观

“金缕玉衣遇见长沙王玺——汉代长沙国与中山国出土文物精品展”将于5月18日在长沙博物馆展出,此次展览将展出汉代长沙国和中山国王陵中出土的金银器、玉器、漆器、兵器、车器、马具等生活用器,向我们展示大汉王朝的风采。众多文物中,最抢眼的当属中山靖王刘胜妻子窦绾身着的金缕玉衣。

金缕玉衣也叫“玉匣”、“玉押”,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时穿用的最高规格殓服,外观和人体形状相同,包括头罩、上身、袖子、手套、裤筒和鞋六个部分,每个部分都由许多长方形、三角形、梯形、圆形等玉片拼成,玉片上钻有许多小孔,可以用纤细的金丝、银丝或铜丝将玉片编缀成衣,所以又称为“金缕玉衣”,玉衣内头部有玉眼盖、鼻塞、耳塞、口琀,下腹部有生殖器罩盒和肛门塞。

窦绾金缕玉衣

此次展出的窦绾金缕玉衣是我国考古发掘中发现最早的保存完整的金缕玉衣,是罕见的国宝级文物,长米,以700克金丝连缀2160片玉片而成,玉衣内还包含玉九窍塞、玉璧、玉握,体现了汉人“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的生死观。此次展览于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开展,将持续至8月28日。

400年玉衣演变史的3个版本

初级版:覆盖面部的“缀玉面饰”

西周虢国玉面罩

春秋吴国国君玉敛葬饰件

那么最早的玉衣是什么样子的呢?据研究,汉代的玉衣是由先秦时期的“缀玉面饰”演变而来的。所谓“缀玉面饰”,就是将做成眉、眼、鼻、口形状的玉石片,按一定形状排列,缀饰在织物上,于殓葬时覆盖在死者面部。这种缀玉面饰一般只有几十片玉片,还不是真正的玉衣,只能算是玉衣的雏形。最早的缀玉面饰出现在西周晚期的虢国墓地中,到了战国时期,缀玉面饰已成为一种颇为流行的丧葬礼俗,皇帝与贵族死后,都要用玉覆面做陪葬。后来,贵族们又从玉覆面中发展出了金缕玉衣等陪葬品。

过渡版:覆盖头、手、脚的“金缕玉套”

刘疵“金缕玉套”

玉衣开始出现的时间大约为汉文景时期,武帝时开始流行。这期间的“金缕玉衣”严格来讲只能称之为“金缕玉套”,因为整套玉衣没有上身、袖子和裤筒,只有面罩、玉帽、玉手套和玉鞋,山东临沂刘疵墓出土的西汉早期玉衣就是其中的代表。这样的用意似乎在于以点代面,即用身体最末端的几个点来代替全身,起到象征性的作用。这种“金缕玉套”是缀玉面饰向玉衣的过渡形式。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与当时的玉料非常稀少有关,刘疵身着的玉衣,有的玉片就是用其它的残玉器改制而成。

精品版:覆盖全身的“金缕玉衣”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金缕玉衣

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张骞出使西域,与西域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大量和田玉通过丝绸之路运往内地,玉衣的形制也在充足的材料下渐趋完备,形成了外观与真人形体相同,由头罩、上身、袖子、手套、裤筒和鞋子六部分组成的完备玉衣,并成为汉代皇帝和皇亲国戚专用的殓服。其中最为精美的当属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金缕玉衣,这件玉衣由4248片上等和田白玉制成,其中穿缀的金丝就重达1600克,是目前国内出土玉衣中年代最早、玉片最多、玉质最好、工艺最精美的一件。

玉衣的设计均为死后享乐而存在

为了尸体永存玉衣作殓服,且玉堵九窍

无论玉衣怎么演变,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尸体永不腐朽。汉代的人们普遍相信人死后灵魂尚存,只要留住魂魄,人还是可以像活人一样吃喝玩乐。而魂魄只能依附于身体而存在,所以当时的皇室贵族对如何能使身体永不腐朽十分热衷。

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金缕玉衣

“他们认为,玉乃山川之精英,自然界之精华,具有神奇的功能和不可思议的灵性。”晋代著名炼丹家葛洪在他的《抱朴子》中也曾说到:“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所谓九窍就是指两眼、两鼻孔、两耳孔、嘴、生殖器和肛门。所以古人误认为用昂贵的玉衣作殓服,且以玉堵住人体九窍,这样就能使人的精气不外泄,最终达到防腐的目的。玉堵九窍的葬俗逐渐成了皇室贵族的玉衣葬制。

玉堵九窍

正是出于这种认识,玉衣才从仅能覆盖面部的“缀玉面饰”渐渐演变成覆盖全身的“金缕玉衣”,并且玉衣还经常搭配有用玉做成的眼盖、鼻塞、耳塞、口琀、罩生殖器的小盒和肛门塞。其中最讲究的是用玉蝉作口琀,古人认为人死后,其灵魂离开尸体,正如蝉从壳中蜕变出来时一样,能够复活和再生。

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

为了死后享乐玉衣严丝合缝,仅余一孔

为了最大程度地保证尸体永不腐朽,玉衣本身的设计与制作也非常周全。首先,在玉衣制作之初,工匠先制作一具人体模型,并在上面划出纵横的行格,然后逐格编号,制作玉片,并根据人体各部位的不同形态,设计出数以千计的不同形状和大小的玉片,钻孔后以金丝缀结,从而使玉片间的距离最小可达毫米。另外,在链接玉衣的六个部分时,工匠们采用了现代裁剪所使用的卷边手法,力图使整件玉衣严丝合缝,成为一个整体。

玉衣头顶大多留一个孔,有人说是为方便灵魂出入

考虑到死后灵魂享乐方便,玉衣的头罩顶部设计有一圆孔,其目的是为了灵魂可以通过圆孔自由出入躯体。另外,玉衣本身的材质也保证了皇室贵族死后还能保持其原有的身份地位,因为一两千年前玉器为无价之宝,唯皇室和地位高的贵族才能佩带使用。如果是普通民众拥有玉器,定会引来杀身之祸。而缀结玉衣的金丝则可以保证贵族死后还可以享受富足的生活,毕竟金是“百世财富”。从玉衣的设计、材质上来看,每一个细节无一不是为了皇室贵族的死后享乐而存在。

玉衣的玉片用金丝缀结

据《后汉书礼仪志下》记载:皇帝死后,用金缕玉衣;诸侯王、第一代列侯、贵人、公主死后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玉衣。在这个“我为玉狂”的时代,汉代皇室贵族为了死后能够继续享乐,渐渐形成了以玉衣为主体的葬玉使用制度。只是随着佛教的兴起,玉衣的使用也渐渐走到了尽头,毕竟跟道教宣扬的人死后还要在阴间过着正常生活相比,佛教描绘的西方极乐世界更为人们所向往。
  

金缕玉衣也叫“玉匣”、“玉押”,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时穿用的最高规格殓服,外观和人体形状相同,包括头罩、上身、袖子、手套、裤筒和鞋六个部分,所谓“缀玉面饰”,就是将做成眉、眼、鼻、口形状的玉石片,按一定形状排列,缀饰在织物上,于殓葬时覆盖在死者面部,汉代的人们普遍相信人死后灵魂尚存,只要留住魂魄,人还是可以像活人一样吃喝玩乐,而缀结玉衣的金丝则可以保证贵族死后还可以享受富足的生活,毕竟金是“百世财富”。

北京重点景区博物馆将陆续设“北京礼物”专柜

  北京重点景区博物馆将陆续设“北京礼物”专柜
  

“北京礼物”是北京市政府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为了进一步规范促进旅游商品消费市场,促进旅游商品市场消费,通过政府注册北京礼物商标,以展示北京优秀历史文化和代表北京城市文化形象为核心,打造的一系列的旅游纪念品,

据了解,鸟巢旗舰店这类的北京礼物的实体店年内将会陆续亮相。
  

央广网北京7月10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2016年“北京礼物”旅游商品大赛已经正式启动,今年北京将在重点景区、博物馆、展览馆、交通枢纽等场所,陆续设立首批“北京礼物”专柜,方便游客选购。

“北京礼物”是北京市政府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为了进一步规范促进旅游商品消费市场,促进旅游商品市场消费,通过政府注册北京礼物商标,以展示北京优秀历史文化和代表北京城市文化形象为核心,打造的一系列的旅游纪念品。每一件商品都希望能够体现出北京的文化元素,在这里面既有家喻户晓的一些北京老字号,比如像红星二锅头、全聚德的烤鸭、王麻子的剪刀等等。也有能够体现北京元素、北京文化特点的现代工艺品,像以鸟巢、水立方这些奥运场馆为造型设计的文房四宝。以及北京园林为主题的精美瓷器。

在位于鸟巢的北京礼物实体旗舰店里面,汇聚了丝绸、陶瓷、服装、数码、箱包、玩具等数十个品种,近5000款北京礼物的旅游特色纪念品,价格从几块钱到上万元不等,可以满足不同类型消费者的需求。

  

北京市旅游委的副主任曹鹏程介绍,目前“北京礼物”的鸟巢旗舰店已经开业,未来将会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方面加大投入,其中包括培育、扶持“北京礼物”的体验街区,增加旅游购物的文化体验和展示效应。

据了解,鸟巢旗舰店这类的北京礼物的实体店年内将会陆续亮相。下一家将会开在中华世纪坛。曹鹏程表示未来北京在重点的景区、博物馆、展览馆、交通枢纽这些场所,都会设立北京礼物的专柜,并且将会结合场地的特点,逐步开发一批独具特色的”北京礼物”。预计在未来3-5年,”北京礼物”的实体店可以形成体系,覆盖北京全市的主要的景区、景点。



  

央广网北京7月10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2016年“北京礼物”旅游商品大赛已经正式启动,今年北京将在重点景区、博物馆、展览馆、交通枢纽等场所,陆续设立首批“北京礼物”专柜,方便游客选购,以及北京园林为主题的精美瓷器,

在位于鸟巢的北京礼物实体旗舰店里面,汇聚了丝绸、陶瓷、服装、数码、箱包、玩具等数十个品种,近5000款北京礼物的旅游特色纪念品,价格从几块钱到上万元不等,可以满足不同类型消费者的需求,下一家将会开在中华世纪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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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建宏说,承租后他原本准备办养殖场,但因资金问题,这处厂房一直闲置,”,

焦建宏说,这面墙是自己让人推倒的,因为镇政府让人拆了厂房竟称不知情,事后又把自己后院重新砌了起来。
  

华商报讯 一处有着租赁合同的厂房,被人连夜拆除用作停车常蓝田县公安局洩湖派出所出具文书称,是洩湖镇政府雇人干的。该镇党委负责人称,不知这块地还有主。
  

“我回来后发现里面的厂房被推平了,整个院子也被围了起来,一打听才知道是蓝田县洩湖镇政府让人干的。”日前,今年50岁的焦建宏提起去年7月遭遇的厂房被拆事件,仍是一脸茫然。他说,2014年5月19日,他与蓝田县食品公司签订了一份《蓝田洩湖食品站场地及房屋租赁合同》,承租了蓝田洩湖食品站平方米场地和平方米砖木结构房屋,租期5年,当时一次性缴纳了5年租金15万元,合同规定承租期满后要将场地及房屋原样归还。
  

焦建宏说,承租后他原本准备办养殖场,但因资金问题,这处厂房一直闲置。2015年7月他从外地回来时发现,自己承租的厂房和场地已被人用墙围起来,与一墙之隔的蓝田县洩湖镇政府后院相连,里面停放着该单位职工的车。一打听才知是洩湖村村民李某及其儿子拆的,找到这两个人后,他们称是镇上让干的。问镇上干部,对方说不知道是谁干的。
  

“当时镇政府不承认是自己干的,但为什么要将我的场地与他们的后院连起来呢?”焦建宏说,他拿着租赁合同以及这块场地的房屋产权证报了警。
  

在多次要求警方立案情况下,今年5月11日,蓝田县公安局洩湖派出所出具了一份答复:经调查,2015年7月,蓝田县洩湖镇政府为了环境治理,雇李某父子俩平整了蓝田洩湖食品站残损房屋,该镇政府整治环境、平整房屋属于政府行政行为,无犯罪事实……不予立案。
  

于是,焦建宏又到蓝田县检察院控申科,对公安机关答复的李某父子损害公私财物不立案一事,申请检察院立案监督。6月29日,蓝田县人民检察院答复称:“经审查查明,本案无公安机关不予立案决定书,不符合立案监督条件,故对立案监督申请不予支持。”
  

7月8日上午11时,华商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原先被圈起来的场地被推倒一大块,整个场地内杂草丛生,到处堆着生活垃圾。
  

焦建宏说,这面墙是自己让人推倒的,因为镇政府让人拆了厂房竟称不知情,事后又把自己后院重新砌了起来。
  

蓝田县公安局洩湖派出所值班领导称,焦建宏手中的那份答复是该所出具的。但为何不出具《不予立案书》,他称该所不做解答。
  

蓝田县食品公司经理吴某表示,该公司与焦建宏签订的租赁协议目前还在有效期内,谁拆了厂房他们也不知情,也没有人给他们打招呼。
  镇党委书记:拆完了说是他人承租的
  

针对蓝田洩湖食品站场地及房屋被拆一事,7月8日上午,蓝田县洩湖镇党政办
  

但对是否清楚这块地产权问题,沈某说,应该是村上的,拆除时没有人说,拆完了冒出了这块地是焦建宏承租的。
  

陕西众邦律师事务所李小东律师认为,按照物权法,对于合法承租国有土地上建筑物构筑物,承租人拥有合法的产权,作为镇政府,在确定拆除占用时应当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以落实相关权利人,至于在目前非城市以外不动产租赁登记尚未普及的情况下,应当对经确认合法承租人承租或修建的地上建筑物进行赔偿。
  他说,2014年5月19日,他与蓝田县食品公司签订了一份《蓝田洩湖食品站场地及房屋租赁合同》,承租了蓝田洩湖食品站平方米场地和平方米砖木结构房屋,租期5年,当时一次性缴纳了5年租金15万元,合同规定承租期满后要将场地及房屋原样归还,一打听才知是洩湖村村民李某及其儿子拆的,找到这两个人后,他们称是镇上让干的,

蓝田县公安局洩湖派出所值班领导称,焦建宏手中的那份答复是该所出具的,但为何不出具《不予立案书》,他称该所不做解答。

女子看病不愿排队等待 报假警称医生“跑路了”

  女子看病不愿排队等待 报假警称医生“跑路了”
  

扬子晚报讯 患者就医,等待医生排队的过程中,有焦急的情绪很正常,但再着急也要遵守秩序!可是,常州一名女患者就诊时,多次想冲入医生办公室就医,被拒绝后竟报假警称“医生跑路了”,令人咋舌!

7月7日一大早,常州市新丰街派出所接到一名女子报警称,自己的主治医生不知怎么的就“跑了”,她交了一万多元钱不知怎么办了!民警听后赶到现场,找到了报警人询问情况,可女子含含糊糊说不清楚,就一直指着医生接诊的办公室,”

,没想到,她居然会报警。
  

扬子晚报讯 患者就医,等待医生排队的过程中,有焦急的情绪很正常,但再着急也要遵守秩序!可是,常州一名女患者就诊时,多次想冲入医生办公室就医,被拒绝后竟报假警称“医生跑路了”,令人咋舌!

7月7日一大早,常州市新丰街派出所接到一名女子报警称,自己的主治医生不知怎么的就“跑了”,她交了一万多元钱不知怎么办了!民警听后赶到现场,找到了报警人询问情况,可女子含含糊糊说不清楚,就一直指着医生接诊的办公室。

民警觉得事有蹊跷,就找了院办,找到报警女患者的主治医生,该医生表示,这位女患者说谎,“看病讲究个顺序,不能一来就要卡在别的病人前面。”

  

医生说,她之前正在给前一个病人就诊,那位病人8点就来了,可是这位女患者来后总想着插队,每次进来都说要“先给她看下”,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她只能让女患者先出去等着。没想到,她居然会报警。

对此,这位女患者辩称,她早前就找的这名医生看病,并且已经花了1万多元的医药费。她认为,这位医生就应该给她先看,不该冷落她。民警听完两人的陈述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批评教育了该女子,“既然医生在办公室里,也准备给你治疗,你怎么好随便说医生跑了?你怎么能为了提前就医,报假警呢?”民警表示,报假警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她的这种做法非常不可龋对此,女子承认了错误。
  

扬子晚报讯 患者就医,等待医生排队的过程中,有焦急的情绪很正常,但再着急也要遵守秩序!可是,常州一名女患者就诊时,多次想冲入医生办公室就医,被拒绝后竟报假警称“医生跑路了”,令人咋舌!

7月7日一大早,常州市新丰街派出所接到一名女子报警称,自己的主治医生不知怎么的就“跑了”,她交了一万多元钱不知怎么办了!民警听后赶到现场,找到了报警人询问情况,可女子含含糊糊说不清楚,就一直指着医生接诊的办公室,

民警觉得事有蹊跷,就找了院办,找到报警女患者的主治医生,该医生表示,这位女患者说谎,“看病讲究个顺序,不能一来就要卡在别的病人前面,没想到,她居然会报警,她认为,这位医生就应该给她先看,不该冷落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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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14日,是章太炎逝世八十周年纪念日,在此之际,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章学研究论丛”第一种章念驰著《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和第二种章念驰编《章太炎生平与学术》,

《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由章太炎嫡孙章念驰撰写,叙述了祖父章太炎的生平、学术、与重要历史名人之关系以及家人的事迹,

在章念驰看来,其祖父不是什么“先圣”或“教主”,更不是什么“疯子”,他与其他历史人物一样,也并不是什么“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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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太炎逝世八十周年,“章学研究论丛”出版
  

2016年6月14日,是章太炎逝世八十周年纪念日,在此之际,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章学研究论丛”第一种章念驰著《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和第二种章念驰编《章太炎生平与学术》。《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由章太炎嫡孙章念驰撰写,叙述了祖父章太炎的生平、学术、与重要历史名人之关系以及家人的事迹。
  

2016年6月14日,是章太炎逝世八十周年纪念日,在此之际,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章学研究论丛”第一种章念驰著《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和第二种章念驰编《章太炎生平与学术》。

自1982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章太炎全集》八卷。后由于种种原因,全集的出版遭到搁置。201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启动了《章太炎全集》的出版计划, 2014年章太炎诞辰145周年之际,推出了前八卷的修订本,即《章太炎全集》;2015年12月,第二辑四种五册出版;第三辑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出版。

《章太炎全集》第二辑

除《章太炎全集》之外,上海人民出版社也一直关注章太炎的相关研究,吸收优秀成果列入出版计划。20世纪80年代,先后出版了朱维铮、姜义华注释的《章太炎选集》,熊月之著《章太炎》,姜义华著《章太炎思想研究》,这些著作至今仍是学界理解章太炎最重要的参考书。 台湾学者王汎森的代表作《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学思想的冲击》,也受到了大陆读者的广泛关注。

就在《章太炎全集》即将出版完成之时,“章学研究论丛”也在陆续推出,计划分为研究专著、论文合集、传记资料、章太炎著作解读等几个系列。首先借章太炎逝世八十周年之机,率先推出章太炎嫡孙章念驰著《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和所编《章太炎生平与学术》二种。预计接下来每年出版三至五种,明年的计划即包括日本著名章太炎研究者小林武、东京大学林少阳、香港城市大学陈学然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再版王汎森的名著。另外,所谓“章学”,不仅指章太炎本身,也可以包括他的学生,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将致力于出版章门弟子如汪东、吴承仕、沈延国等人的著作。

《我所知道的祖父章太炎》由章太炎嫡孙章念驰撰写,叙述了祖父章太炎的生平、学术、与重要历史名人之关系以及家人的事迹。既秉持史家客观实录的原则,力求还原历史;也充满作为后人赓续先人未完之业的责任感,感情真挚,为人们描述了一个章氏后人眼中真实、立体的章太炎。在章念驰眼中,作为革命家,章太炎绝不仅仅是一个反清斗士,而是近代中国追求民主、共和、法制的先行者。作为学问家,章太炎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学大师,而是致力于中华文化继承、开拓与创新的先驱。

在章念驰看来,其祖父不是什么“先圣”或“教主”,更不是什么“疯子”,他与其他历史人物一样,也并不是什么“完人”。他就是他。“八十年来,对他的评价是各种各样的,这本来是件正常的事,特别是像他这样一个人物,政治足迹遍历戊戌变法至抗日战争,几乎参与了这个时代的每一个政治事件。他的思想又那么深邃,著述又那么宏博,可是他的文字又是那样晦涩,给人们的研究带来了许多困难。因此,准确认识和评价他,始终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的一大课题。”

《章太炎生平与学术》精选八十年来有关章太炎研究的优秀论文,作者包括钱穆、侯外庐、张玉法、汤志钧、近藤邦康、姜义华、汪荣祖、王汎森、桑兵、陈平原等,既有前辈学者,也有现在知名的中生力量,既有国内学者,也有大批海外专家,阵容十分强大。就内容来说,本书的论文,涉及了章太炎的哲学、经学、文学、医学、佛学、文字学以及进化观、道德论、真理观、联亚思想等方面,几乎涵盖了章太炎一生行事与学术、思想的方方面面。
  章太炎逝世八十周年,“章学研究论丛”出版,台湾学者王汎森的代表作《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学思想的冲击》,也受到了大陆读者的广泛关注,作为学问家,章太炎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学大师,而是致力于中华文化继承、开拓与创新的先驱,他的思想又那么深邃,著述又那么宏博,可是他的文字又是那样晦涩,给人们的研究带来了许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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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我还在读大学,每个星期四中午,我会跑到街上,买一份最新的《南方周末》,直接翻到专栏版——据说当年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是把这个版当成文学刊物来读的,小时候真是无惧无畏,不过我真正出版的小说只有《丫头》这一本,其它的比如《动什么别动感情》、《穿动物园的女编辑》,都是剧本改的,那些东西我都不想回头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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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赵:北京作家都这样,骨子里有点消极
  

1998年,我还在读大学,每个星期四中午,我会跑到街上,买一份最新的《南方周末》,直接翻到专栏版——据说当年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是把这个版当成文学刊物来读的。
  

答题者:赵赵

出题者:徐昕

时间:2016年6月3日,五道营某餐吧

●受访者简介

赵赵,女,编剧,作家。出版有散文集《春暖花开》《命犯桃花》《花不棱登》《大家好才是真的好》《随喜》,以及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穿动物园的女编辑》《丫头》等。

●采访手记●

赵赵是我多年的偶像。

1998年,我还在读大学,每个星期四中午,我会跑到街上,买一份最新的《南方周末》,直接翻到专栏版——据说当年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是把这个版当成文学刊物来读的。在那些作者中,赵赵的文字是那么跳脱,那么飞扬,带着北京作家特有的俏皮,常常让人笑得满地找牙。

2016年初夏的一天,我穿过五道营胡同,去跟我的偶像见面。想起赵赵以前是混三里屯的——从三里屯到五道营,这中间跨越了至少十八年。这期间,赵赵告别了专栏界,转投到了编剧、小说界。

燥热的午后,胡同里弥漫着一种慵懒的味道。一路上,看到好几对年轻情侣在那里街拍。“愿一切安好”,这几个字就这样很应景地跳了出来。

1 新书为什么取这样一个名字,《愿一切安好,往事不回头》?感觉有点文艺腔,不像是你的风格。

能看出来不是我取的吗?我基本上没管。其实我不同意用这个名字。可能编辑觉得现在好多书都这么叫吧。如果我自己来改,把“愿一切安好”去掉可能会好一点,就剩后面半句,《往事不回头》。经历过的事情就不要再重复了,人应该体验不同的东西。

2 这本书原来的名字叫《内衣》,这次做了一些调整重新出版,是因为你特别喜欢这本书吗?

是因为我比较懒,现在不怎么爱写了,编辑问我有没有以前的东西可以拿出来再版,我觉得以前那些随笔、专栏的时效性太强了,现在再出一遍没什么意思了,比如大家用的通信工具都不一样了。这本书里的内容,介于专栏与短篇小说之间,属于通俗小说,时效性相对不是那么强。

3 有没有出版社统计过,你的读者群是什么样的人,哪些人在读你的书?

没什么人在读了吧?哈哈。可能都是岁数大的人?我觉得怎么也得35岁以上。

4 我记得有一篇文章里,说到小时候你妈让你练朗诵,以后去当电视播音员,在文章的最后你写道,可是普通话说得再好有什么用呢,你还是那么不幸福。这是我第一次突然从你的嬉笑中感到一种伤感。你自己能意识到这种笑里藏泪的张力吗?

我的文章是有点自黑的,因为我也不敢黑别人啊哈哈哈。

我黑他们都没有恶意,我真批评别人的时候,一般不会说名字。这是从小受到的教育,批评别人不说名字。至于伤感,那是谈恋爱谈得情绪不稳定。小时候说那么多话,是因为在那种恋爱状态下,你的情绪会很波动。现在的生活,也不一定说有多么稳定,但我已经学会了不说,学会了自己去消化。小时候接触的每一件事都很新鲜,都是第一次,闻所未闻的,所以会有很多触动,现在看都不是什么大事。现在让我看到一件我从来没看到过的事儿,太难了。看书看多了也会这样。

5 你曾引用过一句话:“太阳底下就没有新鲜事。”你在另一本书里写过:“于自己是波澜壮阔的几十年,于历史长河,不过是一滴水的有无。”为什么会这么绝望?如果是这样,那写作的意义是什么?

我一点也不觉得绝望,我觉得特别正常,我没有投射什么情绪在上面。那不是绝望,是消极,北京作家都这样,骨子里有点消极。写作其实是一个很私人的事情,是自己去厘清世界、了解世界、去抒放的一个窗口。很多文章读者有共鸣,但他们其实并不知道我要说什么,读者的反馈让我觉得挺有意思,虽然不是我想表达的,那也挺好,也有意义。现在的我不是那么渴望被理解了。

6 有人说你是“女王朔”,你怎么看待这个评价?

那要么是不了解王朔,要么是不了解我。这样说是不尊重王老师,等于给一个作家盖棺论定了。其实王朔写东西也是在发展的,变化天翻地覆。

我的发展就是越来越不爱写。作家都这样,越来越不爱写,越来越爱写的都是网络作家。年轻时都急于跳出来,急于让别人看到你,写东西凭一口气,当然可能也有一点天赋。后来随着生活状态的变化,阅读量增大以后,看从前真是不堪回首,怎么那么轻浮,怎么那么爱说。小时候真是无惧无畏。

7 很多读者至今都很怀念你在《南方周末》上的那些专栏,觉得你的文字跳出了那种老式美文的模式,让人耳目一新。你是怎么看待那个时期的自己的?

我就在想,那个时候四五十岁的作家,看我们那时候的文章,就像现在我们看那些网络自媒体的东西似的,觉得这都什么埃其实一代一代都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区别。

当你到了一定年纪时,看上看下就会有代沟。所以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就是天敌,这是没办法的。我唯一的变化就是我挺接受这种代沟的,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

8《愿一切安好,往事不回头》里的22个故事,在你身边都有原型吗?有没有朋友会对号入座,他们看到后会有什么反应?

不全有原型,很多都是虚构的。肯定有朋友对号入座。他们都比较文明,见了面都不提。好像只有一个人说,不是这么回事,有点不打自招的意思。我说这是小说,又不是报告文学,而且我又没有去抹黑他们。

我后来之所以觉得这本书可以再出一遍,是觉得那一代的爱情,这一代的爱情,不过是换了个包装盒,内容都是一样的。能够触动你的,让你情绪特别复杂的,都是一样的东西。

9 这些故事里面,常常会有一个人看事情看得特别通透,特别聪明,你是一个特别通透的人吗?

我不是一个特别擅长说话的人,但写东西会好一点。为什么我以前写东西比较多,因为写能写明白。这世界没有所谓真相,只有立常什么叫真相,凭什么你眼睛里看到的就是真相?

10 如果恋爱中两个人都很聪明,都很会算计的话,会不会很累?

那是自己觉得聪明吧,哪有真聪明的?真正聪明的人就不会算计了。

11 哪些作家对你影响特别大?

非常多。有一些作家在你生命中是阶段性的,有一些会延续下来,百看不厌。比如老舍、王朔、孙犁。

是消极,哈哈。孙犁的文字非常美,很静寂。孙犁我也只是2000年左右才开始大量地看,一下就特别喜欢,他的文字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小时候你不会懂这些,你更多地只会看观点,但后来你会看他的写法。好多人都不喜欢王朔后来的文字,但我真觉得到了那个阶段他的文字特别美。我对文字的喜爱变化了。影响比较长期的还有汪曾祺。

前段时间唐大年跟我说,看到现在你应该好好看看周作人了,结果我翻了翻,说我再等几年吧,实在太枯涩了,也许过个五年再看就会适应了吧,你知道它是好的东西,但是可能不适合现在的你。

12 唐大年对你影响大吗?

挺大的。我这人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我挺喜欢那种有文化的人的,我指的是那种有古典积淀的人。我喜欢真正的文化人,而不是流行文化。比如我有一个典故不知道,去问他他能够马上告诉你,不用我自己去搜,而且他会跟你讲很多你搜也搜不到的细节。他们这样的世家子弟,见的人,知道的事情比较多。他对我这样没有受过系统文学训练的人,是一种补充。

13 黄爱东西对你的影响好像也很大?

黄爱东西对我的影响类似于三毛。我上小学看到三毛,和我上高中看到黄爱东西,感觉是一样的。咦,怎么会这样写?之前我看的东西都属于很正统的,看到三毛之后觉得,怎么会有这么活泼、这么飞扬的文字,那个震撼还是挺大的。黄爱东西也是这样的。

亦舒没有给我这样的感觉,但我这本《往事不回头》就是很亦舒的感觉,当年出版了《内衣》之后我就想,以后不这么写了,告一段落的意思,因为这种东西是很快餐的。

14 那你以后还会写吗?歌词、散文、剧本、小说,会往哪方面发展?

我会再写,但我现在比较懒,没有那么迫切的倾诉欲。散文是有时效性的。在你还没有想清楚一件事情之前,你就很仓促地把你的观点抛出去,如果它有不成熟的地方,如果它是一个谬论,那挺坑人的。写小说就比较好,你可以通过一整个事件来看我的观点,你可以知道我这个观点的来龙去脉,知道我这个观点是怎样成熟、修订的,而不是上来就抛出我的观点,全是祈使句,讨厌。我自己比较愿意写的还是小说。不过我真正出版的小说只有《丫头》这一本,其它的比如《动什么别动感情》、《穿动物园的女编辑》,都是剧本改的,那些东西我都不想回头看了。

剧本只是一个生存渠道,影视会慢慢代替图书,大家现在都不想看书,希望你直接演给我看,现在已经不是文字的时代,而是影像的时代,所以编剧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职业。而小说是我真的想表达的东西。有些朋友老指责我,说我写得太少了,我说才华不就是用来浪费的吗,哈哈!

15 你是不是一个对文字要求很高的人?

看书多了以后,会慢慢地对自己的写作有要求。不能凭天赋,或者说一股真气去写了,对每一个句子,哪怕是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会去想一想。

我以前特别喜欢一个女作家,后来从某一本书开始我就不再看了,因为我发现她有一个我不喜欢的趋势,就是写得太圆熟了。一个写作者是不能够呈现出我很熟练的状态的。我喜欢那种青涩的、摸索的、探讨的感觉。一个太圆熟、太八面玲珑的人会让人不那么想去亲近。写作者是需要有一些青涩的东西在的。史航就说,赵赵写作有一个特点,老有一种习作感,虽然他是在讽刺我,但我挺喜欢他这个说法的,因为这证明我在学习。我以前写专栏就是太过熟练了,把它当成了一个工作,而不是真的在抒发,随便拿起一个东西就能写一篇,这太可怕了,你已经摸到套路了。我觉得至少得真诚一点吧?不能只有技术,得走点心。

16 你平时喜欢看什么电影?

我喜欢伍迪·艾伦,因为他成天讽刺中产阶层,讽刺得特别过瘾,虽然他自己就属于中产阶层,但他真的是毫不留情地自嘲和嘲讽。我特别讨厌中产阶层,我就喜欢身边那些匆匆而过的接地气的人。

17 做自由职业,你是怎么安排自己的时间的,你自律吗?

我不自律,我就喜欢啥都不干。我有点童年阴影,挺怕别人看见我的,我人生所有的阴影都是在中学时代留下的。当时我们班是文艺班,一半人都是特长生,唱歌跳舞吹拉弹唱,我很不幸属于特长生,是唱歌的。我的童年阴影导致我一上台就发抖,底下那么多人看着你,你会觉得你在干一件你不愿意干的事情。

不是刻意转的,但可能是在下意识里,摸索到一个让你自己跟自己相处的方式,一个更适合自己的方式,不愿意跟别人有那么多接触。

唐大年有一次说起来,你现在跟人接触好像比以前自如一点了。以前看我跟生人接触,他都会觉得特别尴尬,非常生硬、非常吃力,好像有障碍似的,说话经常词不达意,会突然说一句程度特别严重的话,别人也会被我弄得很不舒服。现在岁数大了好很多了。

小时候最让我触动的一篇课文是讲杨修的,杨修是一个特别自作聪明,并且要把他的聪明展现出来的人。我一看到这篇文章,心里就想,这不就是我吗?特别想显得自己聪明,但是很遭大人讨厌。后来的我也是,比如有些问题别人看不出来,我就会在旁边冷嘲热讽,“咳,这都不知道”,老这样。我现在觉得这样不好。我现在在上很克制,为什么要显示自己很聪明呢?年轻的时候这样,现在觉得没必要了。这也是一个自我摸索的过程。

18 你怎么看待你上好多俞飞鸿的粉丝?

我觉得他们挺不懂事的。这都怪俞老师,她真讨厌,自己不开,也不跟粉丝沟通,所以她的粉丝都跑我这儿来了。

19 月底就是你的生日了吧?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对,我是巨蟹座的,但我的上升星座是双子,他们都说我比较像双子,我又是AB血型,双子+AB血型,身体里藏着四个人,所以比较分裂。

本版文/徐昕
  经历过的事情就不要再重复了,人应该体验不同的东西,现在的生活,也不一定说有多么稳定,但我已经学会了不说,学会了自己去消化,

是消极,哈哈,我一看到这篇文章,心里就想,这不就是我吗?特别想显得自己聪明,但是很遭大人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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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tika又是从词根polites派生出来的,后者指市民,胜者为王的道理显然也包括战胜自然暴力,解决生态危机的一面,在有史料记录的二千五百年成文历史上,黄河泛滥的次数达到四百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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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国先治水:神话、历史、政治中的洪水
  

对于人类而言,任何一种自然灾害都是局部的和暂时的。再大的地震也不会持续不停,再凶猛的洪水也迟早要悄悄退去。按照祸福相倚、否极泰来的规律,由“乱”再到“治”,也不过是一步之遥。
  

对政治或其它各问题,追溯其原始而明白其发生的端绪,我们就可获得最明朗的认识。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一

两种政治:治人与治水

中国人所说的政治,从知识考古学的意义上推究,与西文中的politics有相当距离。

据《布卢姆斯伯里英语词源词典》,英语的politics一词出于希腊词ta politika,意思为管理市民、国家事物。politika又是从词根polites派生出来的,后者指市民。由于古希腊的国家以城邦社会为特征,所以管理和统治城邦的市民就是最基本的国事。从这一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写出了他那名垂千古的《政治学》大著,并留下了关于“人是政治动物”的格言。

城邦是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构成的,市民社会中难免有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和斗争。西方知识体系中的政治学作为“政治家的学术”,就这样在一开始便建立在人际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

今日中国人对“政治”一词的理解,以通行最广的工具书《辞海》为代表,可以说几乎全盘西化了。该书的解说如下:

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其表现形式为阶级、政党、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关于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的活动。这些活动的实质是一定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政治属于上层建筑,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经济基础服务,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在上古汉语中很早就有“政治”两字连用的例子,但仅用来表示政事得到治理,并没有合成专用名词的意思。《尚书·毕命》云:“道洽政治,泽润生命。”孔传:“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泽惠施,乃浸润生民。”贾谊《新书·大政下》:“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勤之。”这些语境中的“政治”,实指“政被治”。“政”是名词,“治”用为动词的被动形态。两字也可分开来用,词性看得更明白。如《韩非子·五蠹》:“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者也。”

其实中国的“政治”与西方不同,这只要看看中央电视台《决胜》就会略有了解:8月大洪峰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深夜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公开宣布把水患当作举国上下当前的头等大事。那几个镜头虽然稍纵即逝,但毕竟还是让我们看到了最接近中国特色“政治”本义的政治。

不论是古人的礼治与法治之争,还是今人的人治与法治之辨,一旦面对更为根本的“水治”危机,都难免立即退居次要地位。

在我们的汉字中,“治水”的“治”字和“治国”的“治”竟是同一个字。当然还有一大批由“治”字为根组成的合成词,如治并治人、治身、治心、治世、治安、治田、治理、治学、治经,等等,几乎多不胜举。如果有人要问所有这么多“治”的意思究竟是怎样派生引申出来的,到底哪一个意思在先,哪一个在后,那么只要看看这个字的三点水偏旁就可以豁然明白了。治水才是“治”字由来的本义吧!

与“治”相对的反义词是“乱”。古人云:水横行逆行曰乱。所谓逆行,就是指没有顺着河道所规定的方向正常运行。而一旦水流漫出河道,其泛滥之势也就是“乱”的直接表现。由水的正常运行来代表秩序状态,于是有了作为名词的“治”,以及“大治”等合成词;由水的非正常运行来表示无序的或失序的状态,于是有了“乱”、“大乱”等比喻措辞。古神话讲到补天大神女娲确立宇宙秩序之前的状态,有“水浩洋而不息”的说法,这正是对“乱”的惯用说明。《释名·释言语》:“乱,浑也。”这个从水的“浑”字又写作“混”,常在神话叙述中用来描绘开辟之先的浑茫无序的原始大水状态。如《老子》所说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治乱”作为合成词又可以同“兴衰”连用,这就是治乱兴衰之说的产生。其中当然包含着治则兴、乱则衰的对应因果关系,更包含着从自然秩序到社会秩序的类比推理。既然不按照河道规定的路径流动的水叫逆行之水——“乱”,那么敢于倒行逆施的臣子当然要被视为“逆臣”了。站在正统立场上的儒书编撰者还依据权力话语的“讨逆”逻辑,炮制出更为激烈的骂词“乱臣贼子”之类,对一切犯上行为加以刻毒的诅咒。《孟子·滕文公下》: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意思是说,孔子在编年史《春秋》的编撰中突出体现褒贬分明的叙述原则,让一切叛逆之人感到恐惧。

“治”的原初蕴涵也许不是指用人力去战胜洪水,而是通过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调整重构,达到人水的和谐和均衡状态。这里面蕴涵着深刻的辩证法。

治乱辩证法

“治”与“乱”既有相对的一面,又有相通和相互转化的一面。由此构成了古汉语中非常微妙的“反训”现象,让今人和外国人往往摸不着头绪。比如古代颇具权威性的几部字典《说文解字》和《尔雅》、《玉篇》等,都用“治”或“理”来解释“乱”。古书《尚书·盘庚》的“乱政”一语,注释家也用“治”来解释。不管怎样强调训诂学的原理,这样的解释总给人一种指鹿为马、是非不分的感觉。

从生态政治的角度去看,疑难或许可以顿然冰释。对于人类而言,任何一种自然灾害都是局部的和暂时的。再大的地震也不会持续不停,再凶猛的洪水也迟早要悄悄退去。按照祸福相倚、否极泰来的规律,由“乱”再到“治”,也不过是一步之遥。《圣经》洪水神话中的挪亚方舟,便是这种由乱到治的引渡象征。犹太教神学认为,洪水是神对人间社会罪恶的惩罚和清洗,洪水之后必然出现新的圣洁的社会秩序。由此可见,“乱”可理解为“治”的前提;“治”也就成了“乱”的结果。

潜藏在这个有趣的语言现象背后的是发人深思的文化现象。

因此,由“治国先治水”这句古训中引发出的生态政治的原理对于农业社会统治者来说,无论古今都有着极为深刻的含义。这同亚里士多德以城邦的市民社会为基点的“政治家之学术”,显然不能混为一谈。可见由于国情的差异,中国的“政治”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政治。

治水为王

实际上,洪水与国人并不只是敌对的关系。在今人与洪水抗争和对立的表面现象背后,还潜藏着更深层的文化意蕴。比如:古人把开天辟地之前的状态设想为昏暗不明的洪荒一片,称之为“混沌”,又把我们先祖赖以立足的国土尊称为“九州”或“神州”,这都是与洪水记忆密切相关的名词。“州”字的本来意义就是“水中可居处之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洪水,何来九州?我们文明国家的最初建立就是以一场大洪水为直接契机的。

对于“胜者为王败者为贼”这句千古传承的政治箴言,一般都从社会斗争的胜败去理解,但用在创建我们王朝国家的第一任国王大禹开辟夏朝这一事件上,就不大合适了。只能从人与自然斗争的角度去理解。治水的成功与失败,注定了大禹和他的生父鲧在历史上完全不同的声誉:治水的胜者禹理所当然地登上社会权力的顶端,成为万民拥戴的万王之王;治水的失败者鲧却不得不面对死有余辜的厄运。

《孟子·滕文公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这两例由克服危机而获得权威,再进而获得权力的现象,使人们想到古希腊传说中的俄狄浦斯,他是在猜破斯芬克斯女妖的谜语之后被拥戴为国王的。洪水也好,猛兽也好,妖怪的谜语也好,这都是给人民生命造成巨大威胁的灾难之源,又是常人难以对付的危机考验,社会中哪个人能够挺身而出,克服危机,也就不言而喻地成为自然与社会秩序的恢复者,理所当然会受到公众的崇拜和拥戴。政治与生态的密切关联,在此表现得极为清晰。胜者为王的道理显然也包括战胜自然暴力,解决生态危机的一面。

人类学者从自然与文化的整合体着眼,政治问题就不单纯是政治学所能够范围的了。新近发达起来的生态人类学认为,在十九世纪被机械地划分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和宗教等事物,实在不能孤立起来看。就连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也是和环境及自然生态因素交织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之中的。

根据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的“社会戏剧理论”,任何社会都可以视为由多种力量组成的场,由不同利益所驱动的是方向和动力不同的各种向心或离心的力,它们各尽所能地在这个场中表演。它们的交互作用形成相对的平衡态,一旦某一种力获得单方面的强化,就有可能打破平衡,导致社会的解体。危机的来临可以改变原有的力量对比,使人员、资源、财富在社会中重新配置,这有助于化解平时威胁平衡的力量冲突,让社会整体形成共度危难的合力。因而,危机的克服总是可以带来权威的巩固、社群的凝聚。在这里,我们似乎找到了“乱”训“治”的所以然的道理。

文明的生态史观

如果有人要问:从何时起,洪水与我们中国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呢?

应该说,这个缘分可以上溯到北京猿人时期,甚至早到黄土高原形成之际。更新世的后期,这里的气候发生较大变化。由西北大冰川吹来的巨风,横扫戈壁沙漠,卷起滚滚黄尘向东飘落,盖满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世界上最大的黄土堆积区。地质学资料显示,甘陕一带的黄土层,厚度为一百三十米,而豫晋地区的黄土也至少有五六十米之厚。

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曾用风神与雨神的争斗来比喻东亚地区的生态特征。黄土地是风神的杰作,但雨神则成为黄土的克星。东亚大陆西高东低的地形特征和太平洋暖湿气流造成的季节性运动,加剧了雨神的威力。每逢夏季,暴雨倾盆而降,把松散的黄土地冲刷得四分五裂。日久天长,形成大大小小的沟沟川川,汇聚为滚滚东流的江河,自古以来就注定了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必须常年面对洪水。在这里孕育出的文明从一开始就和洪水结下不解之缘,催生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循环哲理,永无穷尽地演绎着治乱兴衰的生态政治原理。

就这样,风神年复一年的带来黄土,雨神也年复一年地带走黄土,二神的争斗直到今天仍未停止。时不时出现的泥雨现象,便是二神之争势均力敌、难解难分的实物见证。

难怪,中国民间最为流行的祈祷之词不是上帝保佑,也不是佛祖开恩,而是对最具原生性的二大自然神的呼求:“风调雨顺”。

然而,人类的生存斗争在某种意义上打破了水与土之间的均衡。华北的初民在这不利的环境中谋求农业的发展,需要可耕的田地。砍林开荒的结果,原有的森林消灭了,黄土丧失草木的保护,更容易随波逐流,大量流失,而雨水由于缺乏草木的容蓄,带着黄土,奔流而下。在这大自然的作用之下,奠定了中华农业文明赖以顽强生长的特殊困难的生态基础,其最大特点就是:

无雨便旱,多雨就涝。

旱灾加洪灾就这样成了千百代农人无法摆脱的循环噩梦,或者可以说就是“龙的传人”与生俱来的宿命。什么是龙?中国人为什么将这样一种莫须有的神秘动物奉为至高无上的祖神?

说穿了,龙就是水神,是华夏农业社会赖以生息的首要自然元素的神化。

夏禹商汤,唐宗宋祖,凡是在这片土地上称王称霸者,无不首先面对水的难题。夏禹面对的是滔滔洪水,商汤面对的是七年大旱。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万变不离其宗,统治者总是围绕着水之多少的两极效应而施展其生态政治的策略,在干旱与洪涝的张力场之间穷于应付、疲于奔命。

传说中的大禹为了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腿上的毛都磨光了。从正面讲,这是公而忘私、身先士卒精神的杰出表现,可以为今日所说的抗洪精神找到最初的根源;从反面看,这也说明了华夏文明创始者面对不利环境的艰辛与无奈,以及早期充当帝王者的责任、义务及必须付出的奉献。

古代中国的水患之深重,素来以黄河为最。在有史料记录的二千五百年成文历史上,黄河泛滥的次数达到四百多次。究竟有多少黄土泥沙被黄河激流带入下游,冲进大海,恐怕谁也说不清了。淤积的黄泥阻塞河道,造成泛滥和河流改道的现象,也已是屡见不鲜。仅从黄河入海口的情况看,或在河北,或在山东,或在江苏,史书中均有记载。华北平原大地上黄河故道纵横伸展,历历可数。在1911年以前的二千一百一十七年之间,发生水灾一千六百二十一次,旱灾一千三百九十二次,其频繁之程度可谓世界罕见。

近年来由于长江上游地区人口激增,生态破坏严重,滚滚长江也变成了黄水翻腾的泥流,从颜色上看已同黄河不相上下。淤积河床的结果便是水位抬高,水患加剧,其对华中和华东的威胁呈现为逐年递增的趋势。今年更是出现了北方黄河干涸断流,南方长江超历史大泛滥的强烈对照局面。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提出,周王朝统治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自然力量驱使的。这种自然力来自黄土高原的环境。通常河流的水里夹带着5%的泥沙已算相当的多,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夏季里可能高至12%,而黄河的流水曾经有过46%的纪录。所以黄河经常溃决泛滥,造成大量生命与财产损失。“按理说来,有一个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又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应有的安全。当周王不能达成这种任务时,环境上即产生极大的压力,务使中枢权力再度出现。所以中国的团结出于自然力量的驱使。”以古鉴今,靠天吃饭的龙之后裔,就在这种极为不利的环境之下,成就了世界上迄今寿命最长久的文明。难道应验的是“天降大任于斯人”?

洪水神话与现实灾难

1998年震惊中华大地的最突出事件是长江特大洪水。

灾难虽已过去,可是这场百年不遇的洪灾给十二亿各族人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沉痛记忆。灾害的规模和破坏力是空前的;数百万军民殊死抗洪的战斗也是空前的;举国上下的震动程度也是空前的。生活在这个世纪中的中国人对自然灾害的最大最深的印象,莫过于唐山大地震、长江大洪水!

人类生存与自然灾害间的亘古冲突给我们上了生动直观的一课,其教训之深远,上自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下至每一位失去家园或亲人的受难者,都会有铭心刻骨的效力;情感的激流渐渐平息之后,理性的思考之门必须开启:同样的灾难还会再度降临吗? 水患和治水是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宿命吗?如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种宿命又是如何与我们结下不解之缘的呢?

探究华夏祖先时代流传下来的洪水神话,或可给出一些解答的线索,因为神话是民族最深沉的记忆和智慧之渊薮,在文字尚未发明和普及的史前时代,凝聚和负载社会信息的主要形式便是口耳相传的神话。

从比较神话学的立场看,洪水神话是具有世界性的主要神话类型。除了干旱缺雨的非洲外,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民族都有其分布流传的迹象。对照之下,中国上古洪水神话与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的洪水神话属于截然不同的类型,简言之,就是治水型和逃生型的叙述差异与思想差异。

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洪水,各族神话教给人的办法大同小异,那就是及时躲避,逃得性命。逃命的方式以《圣经》的挪亚方舟神话最有代表性,除此之外,还有乘葫芦、大龟、竹筏、独木舟而逃生的细节差异。但不管细节如何变换,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劫后余生的逃命主题。相形之下,只有我们汉族的洪水神话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治水主题,用今天的说法就是抗洪救灾。鲧禹治水的传说就这样成了中国人家喻户晓、流传最广的故事。

与当今的现实相参照,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以数以百万计的血肉之躯去迎战洪水的到来。可以说“治水”从大禹的时代起便是我们民族生存的头等大事,它通过四千年的历史反复,积淀为我们民族集体意识中倔强的情结。

为什么中外洪水神话会有这样大的叙述差异呢?各族神话产生于神灵信仰时期,灭绝世界的洪水往往代表神意对人类实施惩罚,所以渺小的人是无法同神意相对抗的。鲧禹治水传说没有突出神人对立和惩罚的意思。洪水与人虽构成冲突,但这仅仅是较为现实的生态冲突的反映,并不体现宗教意识浓厚的神人冲突。洪水既然不代表超自然的神力,那么治理它就成了人的生存责任。可见,宗教观念淡雹注重现实性的中国人本思想给我们民族的神话奠定了基调。

中国人自古就以“龙的传人”自居。民间都知道这种现实中莫须有的神秘物是水神。对“龙”这种神话生物的分析表明,治水神话的主角鲧和禹,从符号学角度看,均可还原为水生生物或水陆两栖生物。由水生的神性动物代表陆生的人类同大水打交道,当然要比人类自己出面有利多了。 水与土之间的张力就这样因水陆两栖生物的出场而得到调解。龙的形象也好,化身鲧禹的鱼龙也好,作为人力与神力、自然与超自然之间的调解者,体现出特色鲜明的天人合一精神。

叶舒宪,学者,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诗经的文化阐释》、《庄子的文化解析》等。
  其表现形式为阶级、政党、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关于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的活动,

潜藏在这个有趣的语言现象背后的是发人深思的文化现象,

夏禹商汤,唐宗宋祖,凡是在这片土地上称王称霸者,无不首先面对水的难题,由水生的神性动物代表陆生的人类同大水打交道,当然要比人类自己出面有利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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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科学界将它奉若神明,而且人文社科学界,也对它顶礼膜拜,加菲尔德于是决定自己来干,独立出版,并将五卷统一命名为“科学引用索引”,即科学界现今奉为圭臬的SCI,第二,加菲尔德没有说明“高引作者名录”人数的选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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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学界上了“影响因子”的当吗?
  

“影响因子”在今天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中,究竟有多重要,恐怕无需赘言。不但科学界将它奉若神明,而且人文社科学界,也对它顶礼膜拜。但它的权威性真的无可置疑吗?
  

上周,《读书》杂志微信公号发布了一篇《“影响因子”是用来赚大钱的:揭开“影响因子”的学术画皮》,成为热转文。

“影响因子”在今天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中,究竟有多重要,恐怕无需赘言。不但科学界将它奉若神明,而且人文社科学界,也对它顶礼膜拜。但它的权威性真的无可置疑吗?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江晓原、穆蕴秋两位学者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与研究,惊人发现“影响因子”只是美国一家私人商业公司推出的盈利产品,从一开始就没有“学术公器”的性质。直到今天,它制造出的学术评价体系,也几乎没有真正代表过学术科研的真实水平。然而国内许多科研机构的管理部门,长期强调并用各种考核手段要求科研人员尽可能将论文发表在国外的高影响因子刊物上,却完全没有看到,这种要求不仅在学理上极为无理,而且正在实际上对中国学术造成极大伤害。

在这组系列文章的第一回合里,作者从“影响因子”及其商业公司的背景、重点产品、盈利模式入手,对这套评价体系进行了一次大起底。

“影响因子”其实是美国一家私人商业公司推出的一项盈利产品。“科学情报研究所”逐年发布的“科学引用索引”和“期刊引证报告”,被当今科学界视为两种最权威的学术评估数据。SCI可用来检索科学论文被引用的情况,JCR本质上是SCI的衍生产品,它是基于对SCI“引用索引”数据进行整合处理后得到的结果,就是期刊的“影响因子”。

许多人误以为它们是由“国际权威科学机构”发布的,而实际上这家“科学情报研究所”从一开始就是一家地地道道的私人商业公司,1992年又被汤森路透收购。只是ISI的这一商业性质,多年来一直不太为普通公众和许多学界人士所知。

“科学情报研究所”及其创始人尤金·加菲尔德。

其创立者尤金·加菲尔德1925年生于纽约,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化学学士学位和图书情报学硕士学位。1956年,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加菲尔德已经注册成立了一家小公司,推出了第一款信息产品《目录快讯》,是一种对管理类杂志目录进行定期汇编的小册子。

1960年加菲尔德迎来了他事业的转折点。这年他将公司改名“科学情报研究所”,与美国国家健康学会合作,获得国家科学基金三十万美元,共同承担建设“基因文献引用索引库”项目。该项目对1961年28个国家出版的613种期刊两万册以上的140万条参考文献建立引用索引,进行编目,最终结果共五卷,其中基因类文献引用索引独立成一卷。1963年该项目顺利结项,加菲尔德原指望国家科学基金继续提供资助,将余下四卷一起出版,但他的申请未获批准。加菲尔德于是决定自己来干,独立出版,并将五卷统一命名为“科学引用索引”,即科学界现今奉为圭臬的SCI。

加菲尔德在推销他的产品时,手法高明而且不遗余力。他的关键手法之一是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SCI可以预测诺贝尔奖。他利用1964年首次出版的1961年度SCI报告,统计了1961年位学者的成果被SCI论文引用的情况,又统计了1962、1963年产生的十三位物理、化学和医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论文引用情况,数据表明,该十三位学者在获得诺贝尔奖的前一年,他们的成果被SCI论文引用的平均数量和次数远高于一般水平。

从表面上看,这确实表明优秀科学家群体有着更高的SCI论文被引用数,但这并不足以支撑加菲尔德的论断:SCI论文引用数可以反过来用于评估单个学者的学术水平。江、穆两位作者详细研究了加菲尔德这篇文章所提供的数据,发现他对数据的处理和使用至少存在着三个问题:第一,加菲尔德非常明显地对数据进行“选择性呈现”。第二,加菲尔德没有说明“高引作者名录”人数的选取标准。第三,没有明确预测的有效年限。

1988年,加菲尔德把“科学情报研究所”超过50%的股权卖给JPT出版公司。1992年4月,汤森路透以亿美元价格收购了JPT出版公司。据汤森路透首席运营官说,这项交易主要是为了得到“科学情报研究所”,当时“科学情报研究所在全球拥有三十万客户,每年净利润约为一千五百万美元”。

至于如今汤森路透旗下“科学情报研究所”的盈利规模,作者披露了一所国内著名“985”高校的有关情况以见一斑:该校目前订阅了汤森路透七种信息产品——Web of Science、JCR、BIOSIS Previews ?erwent Innovations Index、EssentialScience Indicators、ISI Emerging Market,该校每年为此支付的费用超过两百万元人民币。

想想全中国有多少所类似的高校,全世界又有多少所类似的高校,而且国外许多高校在购买此类数据库时往往比国内高校更为慷慨,再想想“科学情报研究所”在1992年就有30万客户,就不难想象加菲尔德创建的“信息帝国”如今的盈利规模了。

此文只是起底“影响因子”系列的第一篇。作者以《琅琊榜》作比:加菲尔德就好比学术江湖的梅长苏,“科学情报研究所”就好比学术江湖的江左盟,而他们卖信息赚大钱的行事倒很像琅琊阁;那么“麒麟才子,彼岸加郎”有没有暗中辅佐的靖王殿下呢?至少在客观效果上也是有的,那就是Nature杂志了。
  不但科学界将它奉若神明,而且人文社科学界,也对它顶礼膜拜,加菲尔德于是决定自己来干,独立出版,并将五卷统一命名为“科学引用索引”,即科学界现今奉为圭臬的SCI,第二,加菲尔德没有说明“高引作者名录”人数的选取标准,“科学情报研究所”逐年发布的“科学引用索引”和“期刊引证报告”,被当今科学界视为两种最权威的学术评估数据,加菲尔德于是决定自己来干,独立出版,并将五卷统一命名为“科学引用索引”,即科学界现今奉为圭臬的SCI,

从表面上看,这确实表明优秀科学家群体有着更高的SCI论文被引用数,但这并不足以支撑加菲尔德的论断:SCI论文引用数可以反过来用于评估单个学者的学术水平。

中西君主专制制度的区别

  中西君主专制制度的区别
  这是人的政治天性使然,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都是一个人执政,不过君主政体下君主遵照固定的法律管理国家,而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已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同时,也正是这条隙缝,使西欧封建君主制度和中国几乎天衣无缝、无懈可击的皇权专制制度产生了本质上的差异,并形成了西欧率先走向资本主义、建立现代民主国家、而中国则自明清以来落后几个世纪并一直在专制制度阴影下徘徊的根本历史原因。
  

如果从外部的历史特征来看,中西封建社会政治体制走向的区别为:西欧所走的路径是分权——集权——分权,而中国从西周的分权走向秦汉的集权以后,就再也没有分权的下文。
  

中国和欧洲都经历过“漫长的”君主专制历史时期。尽管中国君主专制历史要比欧洲的君主专制历史长久得多,但中国的君主专制并没有像欧洲的君主政体那样,通过各种方式历史方式和历史契机过渡到现代宪政民主政体。也就是说,中西君主专制的政体模式显然有着极大的区别,甚至是本质性的区别。笔者不才,想就这种区别谈谈自己一些浅陋的看法。

一,中西君主制政体内部分权方式的区别

人类社会自产生私有制、国家以及社会生产的分工以来,在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就形成了少数管理者和多数被管理者的对立。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们发现,当你掌握着处理公共事务和维持社会秩序的权力时,只要你在不被严密监督的状态下,就不仅能利用这个权力最大限度地谋取你个人以及你所属的那个政治集团的利益,而且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你那种人类天性中与生俱来的各种野心和欲望。在挥舞政治权力这根魔棒时,你完全可以把这种权力的十分之一用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把其中的十分之九用于实现你自己或集团的利益,用于实现你的各种梦想、野心和欲望。人的本性是贪婪的,尤其在对政治权力的欲望上,这种贪婪是无止境的。当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还处于起步、混沌、蒙昧状态时,当绝大多数被管理者的愚昧、无知、麻木使他们的自我意识还处于沉睡状态时,当社会管理阶层中的政治等级制也相当森严、相当野蛮时,极少数管理者甚至极个别管理者独霸所有社会政治权力资源的机会就成为可能。而一旦极少数甚至极个别人独霸了权力,并形成了沿袭下去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惯性,当权者就会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采用各种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妄图将手中的权力永远地、世世代代地独霸下去。这是人的政治天性使然。

因此,人类社会最初的君主专制制度不仅是高度集权的,而且往往是以“家天下”的方式维系和传承的。因为,所有独霸政治权力的君主们都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他们手中这个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只有在家族的血缘关系中维系和传承,才是最安全、最有保障,最长久的。然而,人类社会历史上专制主义的君主帝王们把权力世世代代世袭下去的梦想,往往是一厢情愿。一方面,管理阶级内部各种利益集团的分化和演变,使君主的绝对权力不断受到制衡和分割,从而使社会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状况逐步向相对分散的状况转变;另一方面,在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利益集团对君主权力进行程度不同的分权的情况下,随着各被管理阶层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新的利益集团的出现,使被管理阶层参与社会政治权力的监督和制衡成为可能。因此,君权高度集中且不被分割,并严格按照血缘关系传承下去的情况,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君主专制政体中其实并不多见。

纵观君主专制制度在人类文明史中的演变历程,大体上都经过了一个由分权到集权、再由集权到分权的过程,但中国却是一个例外。上面已说过,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皇权从来没有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上被分割过。其在血缘关系中的世袭和传承,也基本上是完整的,名副其实的。因此,金观涛把中国皇权君主专制社会的结构归结为宗法一体化的超稳定社会结构,是非常有道理的。这种超稳定的专制社会结构,实际上是由超稳定的政治权力结构决定的。而这种超稳定的政治权力结构的本质历史特征,即君权的高度集中,且其运行的路径和规则没有任何分权的迹象和可能,它总是在一种往复循环的封闭模式中进行。下面,不妨将中国皇权君主专制政体的权力结构和典型的西欧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权力结构作一个简单的比较。

目前国内外史学界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如果将西欧十一世纪开始出现的封君封臣制度作为封建社会的标准来衡量,中国除西周和魏晋南北朝出现过类似的封建社会外,其他以君主专制或中央集权制为主要历史特征的历史时期的社会,均不能算封建社会。但是,自马克思历史唯物史观建立以来,把封建社会作为人类社会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或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法律制度来研究的中外学者渐渐多了起来,他们赋予封建社会一种普遍而广泛的含义,即“……封建社会是一种社会形态,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是农民和地主对立的社会,是以土地组织为中心而确定权利义务的阶级社会而已。”如果从这种广义的封建社会标准来看,中国秦汉至明清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无疑是封建社会,并且在其基本的历史特征、结构、发展规律等方面,和西欧封建社会多有重叠吻合之处。

问题当然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既然中国和西欧同样有一个封建社会,为什么它们的发展结局却如此迥异呢?西方早有众多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其中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学者不在少数,他们的观点尽管已受到中外史学界多方的质疑和反驳,甚至被认为“现在相信它的人已经不多了”,但其影响和代表性却是有目共睹的。这种观点的经典代表是孟德斯鸠的政体论。孟德斯鸠把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各种政体区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三种。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都是一个人执政,不过君主政体下君主遵照固定的法律管理国家,而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已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显然,孟德斯鸠的政体论有着明显的缺陷。即使在中国这样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长达两千多年的社会,皇帝虽然也有“按照一已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时侯,如明朝的正德皇帝,但总体来说,中国的历代皇帝都受着各种各样繁复的法律和规章限制着。同样,西方封建社会时期的君主权力尽管受着宪法和法律的制约,但他们在破坏和践踏宪法和法律时也有“按照一已意志和反复无常的性情”行事的时候,如法国的路易十四。况且,西欧封建时代的君主立宪制度并不像某些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与生俱来,完美无缺。然而,不管国内外史学界的一些学者如何在中西方封建君主制中找到了多少共同点,两者之间的一些根本区别是无法回避的。

第一,如果按广义的封建社会标准衡量,在中国即使从秦汉算起,君主专制政体也长达两千多年之久,这种独特的专制制度即使和西欧封建王权最专制的时候相比,也要严密得多,完备得多,成熟得多。而在西欧,如果从十至十一世纪开始出现的封君封臣制度作为封建社会的开端,那么其封建社会的历史充其量不过七八百年,而其中接近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各种历史特征的王权专制时期,最多也不过三四百年,而且这种王权专制远没有中国君主专制那样稳定,几乎时刻处于各种制约力量消长的变动之中。

第二,在中国,类似于西欧十至十一世纪出现的封君封臣制度,却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八世纪就已出现。作为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开端,封君封臣制内在的发展逻辑必然是向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过渡,这一点,中国和西欧是一样的。然而,中西封君封臣制度所演变的历史路径,却有本质上的区别。在西欧,由封君封臣演变而来的王权专制或君主集权,只持续了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即向君主立宪制转变,然后顺理成章地经过革命走向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在中国,西周的封君封臣制经过春秋战国几个世纪的磨合、演变,所形成的以血缘关系为基储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却极其严密、坚固,其内在的传承性也极其顽强,在其晚期如果不是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政策的逼迫,这种专制政体内部似乎还没有任何自发地向君主立宪制度或民主共和制度方向分化、演变的迹象。直到现代民主政治已成为世界发展主流的今天,中国人民仍然没有摆脱这种专制集权梦魇的纠缠。

第三,综上所述,如果从外部的历史特征来看,中西封建社会政治体制走向的区别为:西欧所走的路径是分权——集权——分权,而中国从西周的分权走向秦汉的集权以后,就再也没有分权的下文。

那么,这种集权和分权的分野,是不是中西封建社会本质的区别,是不是西方首先发展了资本主义,而中国则落后了几百年的根本历史原因呢?问题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如果仅仅从形式上看,集权和分权的差别没有什么意义。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欧,由中古社会向封君封臣制度过渡的漫长的历史时期,各种性质、内容、范围的集权、分权以及它们之间的消长替换,都在民族兼并、战争割据、王权更替的混乱局面中频繁出现过,它们对社会发展性质的改变,似乎没有产生过根本的作用。但是,在完成封君封臣制向封建君主专制过渡后的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由君主专制政体内部派生出来的集权和分权的倾向及其两者的区别,却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起码,中西封建社会在近代资本主义产生面前的分野,是从两者政治体制上的集权和分权的分野开始的。

在这里,集权和分权本质上的区别,不能泛泛地从形式上理解。上面已经说过,中国高度集中的封建君权——皇权,并不意味着所有权力都高度集中在皇帝手中。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君权或者相对地分散在一些大臣手中,或者部分甚至全部被权臣、宦官所控制,有时君权被完全架空,皇位形同虚设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在这里,集权相对于分权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无论君权是君主一人独享还是实际上被别人分享甚至被完全架空,但整个社会的所有政治权力的最终归属在法律和名义上都定于一尊,专属君主。也就是说,在所有政治权力的行使范围和整个社会公共管理领域内,绝对不允许任何其他阶级、阶层或社会利益集团的代表参与其间,尤其不准任何人、任何政治集团代表任何和君主、皇室不同的政治经济利益和君主分享政治权力甚至分庭抗礼。

因此,在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皇权只能被偷窃、被篡夺、被偷偷地瓜分,但却不能名正言顺地被分解、分割、分享。这里有两个典型的特征可以说明问题。第一,即使在大一统的皇权统治暂时中断、中国封建社会处于较长时期的分裂割据时,如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各分裂中的国家或豪强割据中所实行的也是一个个浓缩了的皇权,或者至少在向这个体制过渡;第二,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皇室争位、权臣谋权、农民造反,异族吞并,可谓此起彼伏,目不暇接,但其最终的政治目标却是如出一辙,且万变不离其宗,即弄个皇帝当当,至少割据一方,弄个土皇帝当当。同时,无论谁当上了皇帝,都不会对皇权政体进行一丝一毫的侵犯,因为正是这种其妙无比的制度,能使他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稳固起来,传承下去。在这里,大太监弄权有方,权势熏天的例子也不在少数,但没有一个太监真的篡位成功,当上皇帝的。因为他们下面没根,世袭无人,是犯了皇权血缘传承的大忌的。可见,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处于这种皇权高度集中的政治磁场之中。在这个磁场里,不要说代表其他社会阶层利益的政治派别根本没有产生的土壤,就是在皇族内部一旦出现不利于皇位血脉相承的政治派别,也要被无情剿灭,不留后患。

在西欧封建社会,封建君主的王权则从来没有像中国的封建皇权这样高度集中过。在封君封臣制向君主专制过渡的过程中,王权实际上处于和贵族、教会、自治的城市等各种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权力并存的局面,它们既配合,又斗争,虽然战争和中央集权制的需要使王权越来越强大,越来集中,但即使在以“神授王权”为标志的君主专制最典型、君主权力最集中的时期,君主从贵族、教会、城市收回的行政权、司法权也是不彻底的,相反,各种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和王权分享某些政治权力或公共管理事务的现实逐渐形成惯例,并以制度固定下来。这就是中世纪在西欧和封建君主专制并存的代议制。代议制的本质意义就在于,在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内部,已经允许某些特定的社会阶层代表自己而不是代表君主的政治经济利益,在公共政治权力和社会管理领域取得政治上的一席之地,并在有限的范围和某些特定的事务上和封建君主分享政治权力。

其实,比这种代议制更进一步的直接民主制,在古希腊的城邦制和古代罗马共和国就存在过,不过那时的直接民主制是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建成的,无论就其政治基础还是就其生产力、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都不可能产生近代资本主义。但是,古希腊城邦制的政治传统成为西欧中世纪代议制的历史基础,这一点却是无庸置疑的。对中世纪的封建君主制而言,允许某些特定的社会阶层保持相对独立的政治权力,可以和君主分享一些公共权力和社会管理事务,并形成一定的政治制度,这一点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可以这样说,当代议制出现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它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性质还不足以使它得以引领人类社会走出古代文明步入近代文明,它被当时更强大的野蛮民族兼并、消灭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它在千年以后的西欧封建社会重新出现时,却具有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历史含义。在西欧封建君主专制时期,最初的代议机构尽管只是国王的咨询机构,只有国王特指的教俗大贵族才有资格接受国王的咨询,向国王提出建议。但这是一条隙缝,一条使社会发展产生巨大裂变的隙缝。正是这条隙缝,使西欧平民阶层即工商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一步一步进入政治领域,并通过持续不断的斗争一步一步分化、蚕食、架空王权,最终完成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同时,也正是这条隙缝,使西欧封建君主制度和中国几乎天衣无缝、无懈可击的皇权专制制度产生了本质上的差异,并形成了西欧率先走向资本主义、建立现代民主国家、而中国则自明清以来落后几个世纪并一直在专制制度阴影下徘徊的根本历史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中国的皇权专制政体如此无懈可击、无缝可钻、坚如铁桶?是上文所说的中国封建专制社会超稳定结构的三大支柱:国家原则和家庭伦理同构的高度垄断的国家学说和意识形态、具有共同信仰、基本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庞大的官僚统治队伍、对经济生活无孔不入的行政控制吗?我认为是这样。可以说,这三大支柱在一个四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酝酿而成,绝非一日之功,它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独到的文化底蕴,恐怕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像中国皇权专制政体所拥有的这三大支柱在世界各大古文明帝国中都没有同时出现过,即使出现过,也是残缺不全或名不副实的。下面,我们将其和世界文明史中几个相似、也比较典型的君主专制帝国作一个简单的比较。
  

如果从外部的历史特征来看,中西封建社会政治体制走向的区别为:西欧所走的路径是分权——集权——分权,而中国从西周的分权走向秦汉的集权以后,就再也没有分权的下文,

目前国内外史学界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如果将西欧十一世纪开始出现的封君封臣制度作为封建社会的标准来衡量,中国除西周和魏晋南北朝出现过类似的封建社会外,其他以君主专制或中央集权制为主要历史特征的历史时期的社会,均不能算封建社会,也就是说,在所有政治权力的行使范围和整个社会公共管理领域内,绝对不允许任何其他阶级、阶层或社会利益集团的代表参与其间,尤其不准任何人、任何政治集团代表任何和君主、皇室不同的政治经济利益和君主分享政治权力甚至分庭抗礼,可以说,像中国皇权专制政体所拥有的这三大支柱在世界各大古文明帝国中都没有同时出现过,即使出现过,也是残缺不全或名不副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