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芽》重登巴金35年前寄语:欢迎青年把我甩在后头

  《萌芽》重登巴金35年前寄语:欢迎青年把我甩在后头
  《萌芽》重登巴金35年前寄语:欢迎青年把我甩在后头
  

前些时候我的家乡成都要创刊一种叫做《青年作家》的杂志,有人来向我征求意见。我说,我接触过一些青年作家,现在并不是我们带着他们,扶他们缓缓前进,应当是他们推开我们,把我们甩在后头。
  

2016年,《萌芽》杂志迈入第60个年头。7月号的《萌芽》推出了六十周年特刊,共144页。特刊收入了1981年巴金为《萌芽》复刊所写的寄语,在巴老看来“有勇气,有良心,有才华,有责任感”是年轻作家的方向。巴老在30多年前对年轻作家的期待,即便放在现在也不过时。澎湃新闻经《萌芽》杂志授权刊登该文。

忙于拍电影的韩寒也为此次的特刊写了篇短文,文中他提起几个月前回到巨鹿路上海作协时的情景:“我走上楼,站在几万封新概念作文比赛的来稿边,恍若隔世。我觉得每一封信后面都有一个我少年时那样的人,等着自己的文字闪光。”

7月号的《萌芽》

《萌芽》复刊,主编同志要我讲几句话。倘使我没有记错,《萌芽》创刊时我曾写过短文表示我的祝贺和期望,但现在不需要我出来讲什么了。前些时候我的家乡成都要创刊一种叫做《青年作家》的杂志,有人来向我征求意见。我说,我接触过一些青年作家,现在并不是我们带着他们,扶他们缓缓前进,应当是他们推开我们,把我们甩在后头。

可能有人不同意我这个说法。但是今天我仍然坚持我的主张。我不大喜欢“培养”、“接班”这一类字眼,我也不喜欢“老作家”这样的称呼。在国外好像没有人用这种称呼。作家就是作家嘛,他靠作品而存在,不能靠资格活下去。作家是职业,不是官职。只要手里捏着笔,他可以写到死。只要有人读他的书,谁也不能强迫他搁笔。但是作家多年不写文章,他就会被读者忘记。既然称“老”,不管是“衰老”,还是“老朽”,都得退休。所以有人抱怨“老”作家霸占着席位,新作家起不来。还有人抱怨“老”作家不肯带徒弟培养新人。我看问题还是出在“老”字上。我建议取消这顶帽子。我们生活在九亿人口的大国,就只有寥寥可数的少数作家,空着的席位多得很,谈不到谁霸占谁的席位。只要读者接受你的作品,你就可以大步走进“文坛”,那么多的空席位任你挑眩培养作家的是生活,养活作家的是读者,我始终这样想。

我也不赞成“带徒弟”的说法。作家不是温室里的花朵。他是在生活中间锻炼成长的,每个作家有他自己的生活经验,有他自己的思想感情,别人不能代替他感受,也不能替他出主意怎样下笔。别人能替作者改动的只是错别字和文法不通顺的字句。

这种事情文学出版社和期刊的编辑做得比“老”作家更好。拿我来说吧,我一九二八年从法国把第一部小说《灭亡》寄给上海朋友,原稿上还有些别字。我并不认识叶圣陶同志,更没有想到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圣陶同志把我的小说拿去发表,绝不是看上了那些错别字,而是为了小说的内容,为了小说中人物的命运。

我当时还不能驾驭文字,也不想“进入”文坛。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文学家”,我一再声明自己只是一个“客串”。但是我描写、反映自己熟悉的生活,表达我的思想感情,用笔作武器进行斗争,我认为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权利。我要进行战斗,就不肯放下我的笔,我只好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学习。凡是对我写作有用的我都学。我学会了少写别字,少说废话。

巴金

我没有才华,也不会玩弄技巧,我写作一方面靠辛勤劳动,另一方面靠生活中的爱憎。我希望我的文章起较大的作用,打动更多人的心,我尽全力把故事讲得好一些,感情倾注得多一些,用自己的真实感情去感动别人。我不喜欢那些浓装艳抹、忸怩作态、编造故事、散布谎言的文学作品。

我认为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不可能有脱离内容的技巧。每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的表现手法,这是从他的创作经验产生的。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我也读了一些,但是震撼我的心灵、使我的生活受到巨大影响的作品绝不是乔装打扮、精雕细琢、炫耀才华、卖弄技巧的东西。我因为自认为是一个“客串”,精神上没有包袱,我可以老老实实地写,不必管有没有“文学腔”。

我写文章不是因为想做作家,只是因为我有一肚皮的话想吐出来,我在生活里有许多感受要写出来。我的感受,我的话只能由我自己写,自己说,不能找别人帮忙,请别人“培养”。我听见有些年轻人说:“我想写,写不出来。”自己写不出来,别人也无法代写,反正写得出的人不会少。全国有一百几十种文艺刊物,它们需要稿子。

前两个月我遇见一位青年作家,她说她在农村插队九年,有很多话要说,她一定要写出来。她已经在刊物上发表了一些作品,她还准备写出更多的。这样的青年作家我见过好几个,我知道他们的数目不少,各省市都有。他们有生活,有爱憎,有话要说,有精力从事创作劳动,不让他们写也不行。读者需要他们。他们是正在生长、发展的新生力量。他们有勇气,有良心,有才华,有责任感;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只是出于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他们不是“文学商人”,也不会看“风向”、看“行情”。他们向读者交出整个的心。他们是靠作品而存在,而战斗,而成长。他们将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勇往直前。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我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我热诚地欢迎他们,也甘心让他们把我抛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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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正从“灵魂深处”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要真正从“思想深度”上提升我国当代文学的水平,必须从“审判自己”开始。作家也只有首先“审判自己”才有资格“审判时代”。
  

编者按:本文是刘再复先生《我的写作史》一文的上半部分,文章发表在《华文文学》第三期,经先生授权共识网全文首发。现标题为编者所拟。限于篇幅,文章下半部分之后再刊布。全文目录见下——

写作的五个向度

“我注鲁迅”和“鲁迅注我”的幼稚开端

人性真实的第一次呼唤

主体飞扬与超越惹起了纷争

为了现实对话的传统批判

走出共犯结构和中西文学的宏观比较

第二人生的自救性写作

告别革命两边不讨好

返回古典与梦醉红楼

两座地狱之门的发现

捍卫个人五四和拒绝孔子还乡

人性真实的第二次呼唤

历史长河中的15种思想颗粒

最后的觉悟:无目的写作

写作的五个向度

柳鸣九先生主编的“思想者自述史”丛书,邀约我加入。答应之后,我才发现“自述”的条件并不成熟。因为通常“自述史”,总是回避不了“生平史”,尤其是生平史中的关键性事件,例如我就回避不了那个举世皆知的事件。在那个大事件中,我经历过回国、参与、逃离、漂泊、反思、回归。这段经历,涉及到很具体的历史成能还原鲁迅作为“人”的世间性与妥协性。所以在我执笔的部分中,特别设置了“初婚”一章,即叙述鲁迅和他的第一任妻子朱安的婚姻状况。这在八十年代初也算是一种“突破”。我在《传》中如此写道:

鲁迅二十六岁那年,他还在日本留学,一个关于鲁迅与日本女人结婚的谣言,传到绍兴。鲁迅的母亲周老太太吓坏了,便匆忙地决定鲁迅的婚事。新娘朱安,出身在绍兴城内的一个富裕人家,是鲁迅叔祖母玉田夫人兰太太的同族。她裹着小脚,身材矮小,不识字,但心地善良,性情温和。鲁迅同情母亲的寡居生活,他想,“母亲需要有个人陪伴,就随她去吧!”鲁迅妥协了,回国按旧式婚礼完了婚。此后几十年岁月中,他同朱安都保持形式上的夫妻关系,没有爱,没有恨,没有欢乐,没有争吵。一九一九年,鲁迅三十九岁,才将母亲和朱安接到北京同祝他们各住一间房子。一年四季,他们之间仅有的联系是固定的。清晨,朱安喊鲁迅起床,鲁迅淡淡“噢”了一声。到了吃饭时间,又是一声招呼和一声轻轻的回应。晚上朱安睡得早,睡之前来到鲁迅房前关照一下:“门关不关?”鲁迅也照样是一声简单的回答。鲁迅对朱安没有爱情,但对她的人格是尊重的。鲁迅与许广平同居后,仍然一直供着她的生活。朱安对鲁迅也一直怀着深厚的情意。鲁迅逝世后,她继续陪在鲁迅母亲身边。老人逝世后,她对鲁迅的友人许寿棠说:“我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

对鲁迅“初婚”的这一节描述,在当时成了新闻,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均以“鲁迅初婚的首次披露”为题作了报道。国内的《文汇报》和《中国青年报》也报了《鲁迅传》的出版消息。我特别高兴的是收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钱谷融教授的祝贺信,他在信中特别称赞我敢于书写鲁迅的“初婚”一章。

尽管《鲁迅传》有所“突破”,但是整部传记的基调还是以热烈的讴歌代替了冷静的描述。在歌吟鲁迅的战士性格时还是回避了他主张“党同伐异”、“一个也不宽恕”等偏激思维。鲁迅对中医、对梅兰芳、对李四光的嘲弄,我并不赞成,但传记中也未能体现。很明显,太“为尊者讳”了!

在东京大学进行自我反省之后,我虽然不再研究鲁迅,也告别圣化鲁迅的思路,但仍然觉得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他对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确实无人可比。我虽然反省了以往过分重视他的“革命家”形象,但仍然认为,鲁迅无愧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所以,当夏志清先生贬抑鲁迅时,我仍然承受不了,不得不和他进行一场认真的争辩,尽管我也很敬重他。

吴建民:要特别警惕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

  吴建民:要特别警惕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
  吴建民:要特别警惕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
  

还需要指出的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结合起来是非常危险的。民粹主义往往会打着民意的旗号,绑架从政者。因为对从政者来说,博得掌声、赢得更多选票是有吸引力的。殊不知,民意是无法追究责任的。
  

吴建民大使《新杏坛》演讲。 资料图

6月18日凌晨4时许,中国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在武汉因车祸不幸去世。

5月18日出版的第517期《人民论坛》杂志,刊发吴建民署名文章《当今哪两股思潮特别值得警惕》。文章指出,当今世界有两股思潮特别值得警惕:一股是民粹主义的思潮,另一股是民族主义的思潮,这两大思潮正在全球范围内泛滥。

文章强调,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都有很大的欺骗性,尽管他们列举的我们社会中面临的挑战是事实,但是他们提出的应对药方是错误的,是要把中国引向歧路。以下为全文:

人类社会在进化过程中,不同时期都会出现不同的思潮。思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因为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民众面对社会矛盾和问题有着不同的诉求。思潮就是人们对于这些问题和矛盾的思考,有时还会提出解决的路径。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潮的扩散就会推动人们按照这个思想去行动。在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各种矛盾凸显,往往是各种思潮出现的活跃期。思潮有进步的,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前进;也有反动的,妄图把人类文明拉向后退,把人类引向灾难。

上个世纪3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纳粹思潮导致了希特勒上台,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类惨遭浩劫。这就是反动思潮造成极为严重后果的典型事例。纳粹思潮在德国得逞,就是充分利用了当时德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一方面,一战后,《凡尔赛条约》要求德国偿付高额的战争赔款,并对德国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引起了德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导致德国国内民族主义膨胀。另一方面,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也重创了德国经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国内的社会矛盾加剧,民粹主义抬头。希特勒就是借用了这两股思潮上台的,给欧洲和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全球传播,时起时伏

今天的世界正处在一个深刻变化的过程中,其变化的深度和广度大概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这一背景下,今天的世界也处在各种思潮登台表演的活跃期。其中,有两股思潮特别值得警惕:一股是民粹主义的思潮,另一股是民族主义的思潮,这两大思潮正在全球范围内泛滥。

什么是民粹主义?就是以维护平民的利益为由反对权威,甚至不惜采用任何手段。什么是民族主义?就其内容而言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这个没有错;另一方面就是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为由而反对、排斥其他国家和民族。

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一两个世纪前在欧洲和美国诞生的。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全球传播,时起时伏。当社会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时,这两个主义就跳出来作祟。例如,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现象”的出现,就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美国膨胀的表现。在欧洲,由于金融危机和难民危机的冲击,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也在膨胀。欧洲一些极右的主张排外的政党,诸如法国的民族阵线等在选举中得分,支持率上升。英国6月23日将举行是否要留在欧盟的全民公决,这从本质上来看也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英国泛滥的表现。

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全球泛滥绝不是偶然,这与冷战结束后世界的变化密切相关。一方面,全球总体和平,随着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创造财富的速度大大加快。1991年世界经济总量为万亿美元,2015年上升到77万亿美元。另一方面,南北之间的鸿沟在加深。在发达国家内部,贫富的差距也在拉大。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写道:“当前在美国,前10%的人掌握了50%的财富,而前1%的人更掌握了20%的财富。现有制度只会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在中国,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有其自身的特点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取得大发展,同时也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诸如分配不公,东西部、城乡、贫富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拉大。鼓吹民粹主义的人把这些问题统统归结于是改革造成的,有的甚至把改革前的中国描述成一个“理想国”。鼓吹民族主义的人则把中国面临的问题统统归结于是开放造成的。他们声称中国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大钱全让西方赚走了,而我们挣的只是有限的血汗钱”,好像中国吃了大亏。中国三十多年大发展是吃了大亏吗?难道中国的发展不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就能够一步登天吗?

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都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民粹主义者打着的是“为民请命”的旗号,好像只有他们最关心人民的疾苦。而鼓吹民族主义的人则往往披上“爱国主义”的外衣,好像他们是最爱国的。你如果不赞同他的看法,就是“汉奸”。民粹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好,尽管他们列举的我们社会中面临的挑战是事实,但是他们提出的应对药方是错误的,是要把中国引向歧路。民粹主义的要害是反对改革,民族主义的要害是反对开放。

中国曾经在人类历史上领先了一千多年,然而在近代我们大大落后了。我们是如何落后的?邓小平同志做了明确的回答:是封闭导致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过去30多年,中国取得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我们1978年GDP的总量仅为1481亿美元,人均仅为152美元。然而2015年我国GDP上升到10万亿美元,人均为7500美元。我们的巨大成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所带来的。

还需要指出的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结合起来是非常危险的。民粹主义往往会打着民意的旗号,绑架从政者。因为对从政者来说,博得掌声、赢得更多选票是有吸引力的。殊不知,民意是无法追究责任的。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前,美国民意的多数是支持打伊拉克的。然而,美国的一些学者基于今天的现实,认为美国打伊拉克是犯了战略性错误。这个错误的责任谁来承担?当然只能由当时的决策者小布什总统来承担。民意虽然重要,但是民意是变化的,而不是不变的。当美国人民通过战争的实践看到,战争损害了美国的利益时,民意就会反战。小布什总统发动伊拉克战争,他的罪责是不可推卸的。

总之,面对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在全球的泛滥,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认识到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危害,坚决予以摒弃和抵制。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能够把中华民族引向繁荣富强、迎来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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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那”的词源解释:曾是革新人士爱用的国家称号
  

民国建立后,由于“中华民国”的称谓被明确写进宪法、正式宣示中外,国人以“支那”一词自称国名的现象,遂逐渐减少。但这时,人们对于日人坚持使用此词的歧视意味,仍然缺乏自觉。
  

提起“支那”一词,很容易使国人想起近代那段同日本不愉快的历史。这是一个曾令中华民族感到过耻辱和痛苦的名词。但是,这一名词在戊戌至辛亥时期的中国却曾作为时髦的新名词一度流行。不少进步青年和爱国志士,都曾乐于以此词来称呼自己的祖国。了解“支那”一词的由来及其在近代中国的使用与消亡.对于今天的国人认识那个从屈辱到奋起的时代,或许不无微益。

“支那”一词最早是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在唐宋时已被音译成中文,也作脂那、至那、震旦、振旦、真丹等。古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都曾以“cina”来指称中国。后来,西方各国流行的对中国的称谓“China”,实由此演化而来。

唐代僧人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之三《师资之道》中即曾使用过“支那”一词,其文云:“且如西国名大唐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无别义。”不过,从当时的有关记载来看,该词恐怕还是多少带点尊称中国的褒义在内。事实上,“支那”一词本身在印度即含有智慧之意。

那么,印度和西方各国为什么会以“Cina”等来称谓中国呢?学术界对此有着不少说法,其中有两种观点流传颇广,较具说服力。一则认为它是“秦”的译音,是强盛的秦王朝声名远播的结果。较早发表这一见解的,有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法国汉学大家伯希和对此说作了进一步论证,他认为欧洲人对中国的称谓,与印度人所称同出一源。《大唐西域记》中玄奘答问“大唐国”时的两句话,似也可作为此说的佐证之一。当印度的戒日王问“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亘,去斯远近时”,玄奘答道:“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至那国是也。”又道:“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前王之国号”,有人说是指“隋朝”,但从发音上看,似更像秦朝。而且他们的谈话中还道及昔日秦国和秦王朝“平定海内”、“风教遐被,德泽远洽,殊方异域,慕化称巨”的世界影响。利玛窦在其“中国杂记”中,也认为“China”一词由“Cin”而来,不过其所认可的传播途径与此有些差异。他认定此词是葡萄牙人从交趾人和暹罗人那儿学来的,而交趾人和暹罗人称中国为Cin。

第二种说法则认为,印度等称中国为“支那”,与中国丝绸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季羡林先生就曾研究指出:“至迟到公元前四世纪中国丝就已经输入印度。在梵文里,有许多与丝有关的字,如Cinapatta、Cinām[uka 等,都有Cina这个字作为组成部分。可见中国丝在古代印度影响是非常大的。”实际上,不仅如此,西方古国对中国的其他早期称谓,如Cini、Saini、Seres等,也都与中国丝有关。除了上述两种说法外,还有“支那”源于中国瓷,“支那”指称中国的羌族等等说法。

在日本,可能是由于佛教经典流传的关系,也很早出现了“支那”一词。如1106年版的《东大寺要录》一书中就有此词,《今昔物语》中也有“支那国”之称。但当时这种称谓不过偶尔为之,且是作为通常称法的一件别名或美称的意义上来使用的,一般人并不知晓。从古时到明治中叶,日本人通常都称中国为Morokoshi,Kara,稍后也称Toh。这些都是日本人对汉字“唐”的读音,大体表明了其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唐朝文化长期不断的仰慕心理及其所受的深远影响。

18世纪初以前,日本的地图上基本标中国为“汉土”,以后则多改用“支那”。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研究,这种做法直接受到新井白石所著的世界地理书《采览异言》的影响。1713年,新井奉江户幕府之命,查询罗马的漂流者史多提,由此了解到不少世界情势,因作《采览异言》一书。在该书中,他将从史多提处听来的关于China的读音,标以片假名,并在左下角附以“支那”两个小号字。此举遂成为日本地图史上以“支那”标称中国的开端。

进入19世纪后,或许是受西洋的影响,日本以“支那”称中国的情形有所增多。但“支那”一词仍未在日语中生根,更未直接与对中国的歧视联系在一起。1823年,日本著名军国主义分子佐藤信渊著《宇内混同秘册》,书中称中国为“支那”,强调中国懦弱卑下,表达了对中国的轻蔑态度和一种极为疯狂的征服野心。但该书当时未能问世,直到1888年,它才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惠顾,得以大量出版发行,并成为日本侵华的舆论工具。日本陆军部还规定此书为全国陆军将士的必读书。

甲午战争给中国人带来了空前的耻辱。马关条约签订后的日本全岛,开始逐渐弥漫起一种歧视华人的空气。同时,“支那”一词也最终取代了Morokoshi、Kara,成为日本人称谓中国的普遍用语,并从此带上了胜者对于败者的轻侮的情感和心理。当时,日本人还以“猪尾巴猪尾巴”或“豕尾奴”等,直接辱骂中国人,以致首批13名官费留日学生中,有四名因无法忍受此种侮辱而愤然归国。

其实,在近代,对于“中国”和“中国人”蕴含歧视意味的名词或称谓,不仅在日本,英美、荷兰、法国等国也都曾经出现过和流行过。它们是那个时代中国人落后挨打、备受欺辱的国际地位的标志之一。如法文中的Chinoiserie一词,除了指称“中国的东西”外,另一个意思就是蠢人、不可理解的事物。英美的“Chinaman”,也属于同一类词。尤为可悲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自己对这些词的歧华含义竟不甚了解,甚至还人云亦云,盲目跟着使用。如晚清一些以英文写作的中国人对“Chinaman”一词的沿用,即是如此。1890年,《中国人的特性》一书的作者,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在该书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令人吃惊和遗憾的是,‘Chinaman’这个粗野的词汇似乎已经植根在英语之中,而更恰当的词‘Chinese’却被排除在外。我们不知道中国的外国刊物里有哪一家是不用‘Chinaman’来称呼当地人的,这个帝国的作家也没有一个坚持避免使用该词的。”这种人云亦云的可悲情形,后来也同样发生在“支那”一词身上。

下面,我们再回到“支那”一词在中国的使用上来。

虽然,至少在唐宋时,这一印度译称中国的回译名词已经在中国出现,但此后它似乎主要局限于佛教典籍中,并不曾广泛流行开来。直到晚清之初,中国人基本上还是在提及印度或日本对中国的称呼时,才偶尔使用到它。据我所见,晚清较早出现“支那”一词的中文资料,当属传教士所办的中文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其道光丁酉年正月卷所载《榜葛喇省略》一文,提到天竺国僧人等从前称中国为“支那”一事时,说:“支那即是中国。”1884年,姚文栋的《琉球说略》一文中,也用过“支那”一词。1887年,傅云龙所著《游历日本余记》云:“日本俗称中国曰支那,盖西音柴宜之转。”

1894年,黄庆澄的《东游日记)一书复谈到日人称中国为支那的问题。其言曰:“李某习法兰西语……庆澄因问倭人称中国曰支那,其妇人小子呼华人曰那先生,此何故欤?李某曰:‘某闻之法兰西师,曰中国秦时始通印度,印度人概称中国曰“秦”;迨由印度传至法兰西,则译秦为“支歆”;由法兰西传至日本,则转支歆为“支那”’。案此说未审确否,然各国语言传述互相通转,确有其理,记之存参。”

1898年9月,翰林院编修徐琪上《请广磁务以开利源折》,其中谈到西方人称中国为“支那”与瓷器的关系。他说:“土之所出以磁为真质,陶土为磁盈天下,万国未有先于中国者。故印度以西,称中国曰支那,支那者,磁器之谓也。”的确,在英语中,磁器为china,与中国一词的区别仅在于后者的头一个字母“C”要大写而已。

戊戌时期以前,也曾有过西洋传教士在用中文作的文章里,直接以“支那”来称呼中国的。如1890年3至6月,艾约瑟就在《万国公报》上连载过题为《支那游记》的文章。但作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特别是从中国人自己以“支那”一词来称呼本国看,应当说还是戊戌时期的梁启超等人开其端。而梁氏等人的使用,显然是受到了日语的直接影响。1896年在《时务报》中,梁启超已经爱用“支那”一词,他还曾使用过一个“支那少年”的笔名。唐才常、夏曾佑等其他维新人士,也常用此词来自称中国。

20世纪初年是“支那”一词在中国的盛行期。尤其是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报刊书籍中,此词风行一时。各种书刊的大小标题上,它都经常出现。1905年,黄兴等人创办的一个极为著名的刊物,即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书籍之名中出现此词的也很多,如《支那文明史》、《支那全书》、《支那四千年开化史》等。其中最后一本,编译者署名为“支那少年”,由“上海支那翻译社”出版。1904年,连一向不愿轻易沿用日本名词的严复,也未能免俗地使用了“支那”一词。他批评《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名句即云:“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戊戌至辛亥时期,中国趋新人士爱用“支那”一词来称呼自己的国家,大体不出以下四个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一则与当时中国政府没有明确规定自己的国号有直接关系;二则起因于“中国”二字似有盲目自大之嫌,为追求文明应世者所不喜;三则因流行的“大清国”之名既不足以涵括清朝以前的中国,更为不满和失望于清王朝之人特别是革命党人所摈弃;四则直接因袭日本之称,以为“支那乃西方国家称呼中国之“China”的译音词,用之不仅心安理得,且不无开化时髦之意。

1902年夏,好学深思的开明士大夫孙宝瑄的一段议论,颇能反映时人乐于以“支那”称述国名的典型心理。这段议论,是他在阅读梁启超《中国魂》一书时,因不满其仍然不废“中国”一词而留在日记中的。他写道:“以饮冰主人之开敏英发,日以新学新理灌其脑中者,而舌端笔下,犹时时不离中国二字。试问中国之称,其自尊大之辞耶?抑以是为国之名词耶?国而名中,何所取义?若据地形而曰中,则不过亚洲东南之片土,非中也;若对外人而曰中,则是以蛮夷视东西文明国,抑何不自量耶?故余之学识闻见,虽远不逮任公,然而舌端笔下,久无中国二字,每以我国代之,或称我支那。今日本称我国曰清国,清字实朝名,而非国名也。又呼曰支那,此名却甚古,然亦外国之呼我,非我以此为国名也……既别成为国,不可无国名,旧名既无,不可不创新名,创名惧人不知,则莫若即因外国所呼我之名,以自名曰支那。”

据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引述,日本早稻田大学保留有1907年度留学该校的部分中国毕业生题名录,其中有37人明确注明了祖国国号:署“清国”者12人,署“中国”或“中华”者7人,署“支那”者则有18人。对于国号称谓的这种混乱情形,当时的国内也是一样,不过使用比率可能不同罢了。事实上,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

在戊戌时期的维新派中,开始正视国名的意义、对国外称呼中国的情形有较多了解,并对使用“支那”一词持有一定保留意见者,为黄遵宪。他在《日本国志》中使用“华夏”来称中国,并明确注释道:

“考地球各国,若英吉利,若法兰西,皆有全国总名。独中国无之。西北各藩称曰汉,东南诸岛称曰唐。日本亦曰唐,或曰南京。南京谓‘明’,此沿袭一代之称,不足以概历代也。印度人称曰震旦,或曰支那。日本亦称曰支那。英吉利人称曰差那,法兰西人称曰差能。此又他国重译之音,并非我国本有之名也。近世对外人称,每曰中华,东西人颇讥弹之,谓环球万国各自居中,且华我夷人,不无自尊卑人之意。余则谓:天下万国,声名文物莫中国先,欧人名为亚细亚,译义为‘朝’,谓如朝日之始升也。其时环中国而居者,多蛮夷戎狄,未足以称邻国。中国之云,本以中国之荒服边徼言之,因袭日久,施之于今日,外国亦无足怪。观孟子舜东夷文王西夷之言,知夷非贬辞,亦知华非必尊之辞矣。余考我国古来一统,故无国名。国名者,对邻国之言也。然征之经籍,凡对他族则曰华夏。《传》曰夷不乱华,又曰诸夏亲昵。我之禹域九州,实以华夏之称为最古。印度、日本、英、法所称,虽为华为夏不可知,要其音近此二字。故今以‘华夏’名篇,而仍以秦、汉、魏、晋一代之国号分记其事云”。

黄遵宪的具体解释中显然有未必妥当之处,但他主张以“华夏”为中国国名的态度却是鲜明的。

在晚清,趋新人士以“支那”一词自称中国,也曾遭到过来自文界部分人的明确反对。戊戌时期,王先谦、叶德辉等保守派人物就特别反感此词。叶德辉曾以讥嘲的笔触写道:“更可笑者,笔舌掉罄,自称支那,初哉首基,必曰起点。不思支那乃释氏之称唐土,起点乃舌人之解算文。论其语,则翻译而成词,按其文,则拼音而得字。非文非质,不中不西。东施效颦,得毋为邻女窃笑耶!”他和王先谦等人共同制定的《湘省学约》中,也抨击《湘报》好用“支那”、“震旦”等词的为文现象。不过,他们对“支那”一词的反对,是同笼统反感一切新名词的顽固态度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就“支那”一词而言,其意见未尝没有合理之点,但由于其所述理据不足,再加上政治上的原因,它们在戊戌时期却未能引起梁启超等舆论界精英人物足够的重视和冷静的反剩

不过1901年以后,梁启超在国名问题上,也逐渐有所反思。是年9月他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时,已明显接受了黄遵宪和叶德辉等的某种影响,尽管他还没有放弃使用“支那”一词,但在写作史书时,却已毫不含糊地坚持了“中国”的国名。他写道:

“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遗讥旁观。虽然,以一姓之朝代而污我国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污我国民,犹之不可也。于三者俱失之中,万不得已,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称之曰中国史。虽稍骄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我同胞苟深察名实,亦未始非唤起精神之一法门也”。

然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在维新派同人内部也并未取得一致意见。前述孙宝瑄反对梁氏使用“中国”自称国名,即是明证。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中,我们虽然见到康有为等坚持“中华”的国名,革命党人也主张“中华共和国”的国名,但以“支那”一词来指称中国的现象,却还是相当流行。

民国建立后,由于“中华民国”的称谓被明确写进宪法、正式宣示中外,国人以“支那”一词自称国名的现象,遂逐渐减少。但这时,人们对于日人坚持使用此词的歧视意味,仍然缺乏自觉。报刊上也依然常见此词。直到日本逼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特别是“巴黎和会”上日本的野心不断暴露之后,国人才对“支那”一词的使用,有了较为自觉而明确的抵制。这一次抵制不再是来自于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的文化保守派,而是首先发自于留日学生或其他旅日同胞内部。其抵制的动机,也主要不是出于维护传统语文的纯洁性,而是激于爱国的民族情感。

1915年,留日学生彭文祖在《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一书中所提出抨击的第一个新名词,就是“支那”,他情绪激动地呼吁国人赶快废弃这-名词。其言曰:

“此二字不知从何产生,颇觉奇怪。人竟以名吾国而国人恬然受之,以为佳美,毫不为怪。余见之不啻如丧考妣,欲哭无声,而深恨国人之盲从也。考此二字之来源,乃由日人误译西洋语China蔡拿者也。留学生写诸书信,带之回国。译日书日报者,照直书之,人云亦云,不加改变,是国人欢迎此名之明证也。而不知此二汉字在吾国为不伦不类、非驴非马也,又不知为由人妄加之也。吾新建之中华二字国名,日人日报攻击吾为自尊自大鄙夷他国所起,竟否认吾之存在,绝口不道,偏呼吾曰支那,矢口不移,而国人恬然自若,不独不怪,更欢迎如上帝授与者然。此予不胜大惑者也。自唐朝呼日本曰倭,形其为东方矮人。因其屡屡扰乱国境,故加之以寇。殊不知唐代之名,竟贻祸于今日。日人引以为奇耻大辱……每一文学士作一字典,必于倭字注下,反覆详加剖解,说其来由,记其耻辱,与吾国人立于极相反对之地位,咄咄怪事,兴国之民与亡国之民,自有不同之点乎……予欲骂而声嘶,望之滚泪而已。近年日报又有东支那、北支那、西南中支那之称,而吾国报纸竞率直译之,不知变为中国东部、北部、南中部之名。吁!此虽小事,亦四分五裂之兆欤?一班昏昧盲从,犹可藉口不知来历与此耻辱,独怪留学生与学法政者,亦朦然不解。嗟呼,痛心疾首,徒唤奈何。彼国际法中非有不许乱名人国之一说乎?学国际法者看何处去矣!”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留日学生开始激烈反对日人称中国为“支那”,公开揭露其所包含的民族歧视意味。如王拱璧在1919年11月初出版的《东游挥汗录》中,就谴责日人自战胜前清以后,即称我华为‘支那’,垂为国民教育……以资倭人轻侮华人之口实。每逢形容不正当之行为,则必曰‘支那式’,借以取笑,此种教育早已灌输其国民之脑海。迨至今日,虽三尺童子,一见华人,亦出其一种丑态,曰:‘支那人’、‘支那人’。恍若支那二字,代表华人之万恶也者。”他抨击日本不称我国为“中华民国”,而称之为“支那共和国”,是“不以国家视我”,“是我中华民国成立八年而倭人尚不承认也”。他尤其厌恶日人对于“支那”二字的读音,怎么听都觉得恶意丛生,因而他解释说:“支那,倭音读西那シナ,有将死之意,有物件之义,又与ヒナ音相近,释雕泥木偶也。”诚如实藤惠秀所言,王拱璧关于“支那”读音含义的具体说法不免有牵强之处,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留日学生对于日人包含了轻蔑感情的“支那”和“支那人”语调的强烈反感。

郁达夫在小说《雪之夜》中,也曾感慨地写道:“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龄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同胞,绝对想象不出来的。”

当时,还有留日学生和华侨因不堪忍受此种侮辱,投书日本报纸,要求日人不再使用“支那”一词。这曾引起民间关于中国国号的争论。1930年,事态由民间发展到官方。中华民国中央政治会议于该年通过一项决议,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要求外交部从速通知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需写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本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这样,从1930年底开始,日本政府的公文总算不再称中国为“支那”了。但日本国内,社会上一般书面语和口语,仍照旧无所顾忌地沿用“支那”。直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败国,问题才有了根本解决的可能。1946年6月,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派代表团到日本,用“命令”的方式通知日本外务省,今后不许日本再用“支那”一词称中国。同年6月6日和7月3日,日本外部和文部分别向日本各大报刊、出版社和大学,发出避免使用“支那”的正式文件,规定:“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

尽管如此,由于历史的惯性,中国国内的国共之争,以及中日双方民族情绪的对立等因素未能消除,此后一段时间里,日本人对中国的称呼仍然很乱。直到20世纪60年代,其称谓才渐趋统一。60年代末,日本的《角川国语辞典》在解释“支那”一词时,标明它乃“中国之旧称”。这表明“支那”在正规日语中已经成为死词了。

与此相一致,英语、法语、荷兰语等语言中公开歧视华人的词汇,也都同“支那”一词一样,逐渐地走向消亡或改变原义。无疑,这是中国社会不断发展强大的结果,同时,也是人类自身日益成熟和进步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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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战以屈人之兵:再读徐悲鸿《九州无事乐耕耘》
  

《九州无事乐耕耘》画面上几乎没有任何与“军事”相关的形象,表面上看似一幅反映农耕的美术作品,但它却深刻地诠释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思想。
  

军事题材美术并非一定是战争的场面或军人的形象,因为战争未必是解决现实矛盾和冲突的必然手段。美术史上有许多战争题材的作品,但《九州无事乐耕耘》却是独具一格,画面上几乎没有任何与“军事”相关的形象,表面上看似一幅反映农耕的美术作品,但它却深刻地诠释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思想。

徐悲鸿《九州无事乐耕耘》

《九州无事乐耕耘》是徐悲鸿晚年的代表作。笔者曾经从现实主义角度对《九州无事乐耕耘》与米勒的《晚钟》加以比较,今天在我国南海风起云涌之际,笔者再读《九州无事乐耕耘》又有了一番新感受,愿与同道分享之。

让艺术服务于思想是许多艺术家的追求,黄公望就认为“作画只是个理字最要紧”。军事题材美术并非一定是战争的场面或军人的形象,因为战争未必是解决现实矛盾和冲突的必然手段,《孙子兵法》云:“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美术史上有许多战争题材的作品,但《九州无事乐耕耘》却是独具一格,画面上几乎没有任何与“军事”相关的形象,表面上看似一幅反映农耕的美术作品,但它却深刻地诠释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思想。

《九州无事乐耕耘》整个画面色彩淡雅,近景的一棵大树,用重墨画出,极其醒目。虽然画面只截取了树干的局部,但其粗壮而沧桑的质感给人以巨大的力量。树干呈“V”字形向上伸展,与淡墨细笔写成的轻柔柳条和藤黄渲染出的柳叶形成对比,古树新枝,意寓着伟大祖国的古老文明和新中国的勃勃生机。挺拔粗壮的树干象征着祖国的强大,清新的柳枝象征着新中国的青春活力。俗话说,背靠大树好乘凉。此时,数十万志愿军官兵奔赴朝鲜,浴血战斗,但祖国大地却仍然是“九州无事乐耕耘”。作品的款识表明了徐悲鸿的创作目的:“沫若先生为世界和平奔走,席不暇暖,兹届出席第三次和平大会归来,特写欧阳永叔诗意赠之”。作品题目取自于欧阳修《寄秦州田元均》中的句子“万马不嘶听号令,诸蕃无事乐耕耘”。这是一首边塞诗,徐悲鸿选用了后面一句,只是把“诸蕃”改为了“九州”。这是颇具匠心的。这犹如摄影师在一个宏大的彻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双重任务。“自美帝发动侵朝战争,吾国全国,展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工作,美术界热烈展开这一运动”,“旷观大地谁有为,旋乾转坤中国事,百年悔懈怠”。悲鸿大师用他的作品激励着全国各族人民以勤劳的双手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去争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任何人都应该发扬老黄牛精神,勤勉耕耘,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支援抗美援朝战争。该作品的画面生动活泼,内涵丰厚,对军事思想的切入点和契合点极其巧妙,为军事题材美术的样式、语言都作了新的尝试,而且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尝试。

一幅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真正重要的东西,不是表面视觉上的一时快感,而是它所蕴含的“理”,是我们的肉眼看不到的,需要我们用心来体会的精神养分。现实主义不等于简单的摹写,同样需要精神的滋养和表达。现代西方学者也认为“现实主义绘画的真实性,丰富着我们的思想和意识”。人们的心灵世界是需要艺术哺育的,而现实主义艺术无疑滋养人们精神成长的乳汁。徐悲鸿站在历史的高处呼吁:“今日中国一切衰落之病根,在偷安颓废。挽救之道,应易以精勤与真实,而奋发其精神。”这种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财富。当前国际形势极其复杂,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正在推进。我们只要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可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也许徐悲鸿先生并不懂得《孙子兵法》,但他的作品却充分地表达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思想。

邱志杰接棒吕胜中,担任中央美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

  邱志杰接棒吕胜中,担任中央美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
  邱志杰接棒吕胜中,担任中央美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
  

“邱志杰同志任实验艺术学院院长,吕胜中同志不再担任实验艺术学院院长职务。中央美术学院2016年6月29日”。此外,邬建安任实验艺术学院的党委书记,王郁洋任实验艺术学院副院长。
  

2016年6月29日下午,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和组织部长许娟召集会议,宣读了“央美院发56号》文件”——《中央美术学院关于邱志杰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

“各学院,各部、处、室、馆、中心,附中,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以下任免职事项:邱志杰同志任实验艺术学院院长,吕胜中同志不再担任实验艺术学院院长职务。中央美术学院2016年6月29日”。此外,邬建安任实验艺术学院的党委书记,王郁洋任实验艺术学院副院长。

许娟部长宣读任命之后,范迪安院长首先发言,高度评价了实验艺术学院创始院长吕胜中教授的成就。

范院长说:“首先是要高度评价吕胜中先生,为实验艺术的筹建和发展建设这方面所做出的重大功绩!实验艺术学院从新世纪以来,由小到大,由原来设立在其他院系,到独立正式建院,吕胜中先生做了长期的努力,尤其是在实验艺术学科的专业的建设上,师资队伍的发展,以及教学的规范化等做了大量的努力。事实证明,中央美术学院的实验艺术学院组建和发展的举措,在我们国家的高等艺术教育中是走得非常正确的一步。教学经验的积累,教学内容、教材教案、社会实践方式这些方面的积累,应该说是迅速的,而且成果是丰厚的。在这期间,吕胜中先生可以说是全力以赴,为我们实验艺术的专业教学、专业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

“第二个也要高度评价吕胜中先生在艺术的研究与创作上所做出的重大的成果。作为一个在八十年代就显示出自己艺术才华的艺术家,到今天也将近三十年了,三十年过去了,吕先生自己在艺术上不断地展现了观念和方法上的创造性,构成了国内和国际的很大的影响,可以说为中央美术学院的艺术创造增添了光彩,成为我们美术学院名家教授的重要代表。这方面学校也是高度评价,而且引以为我们中央美术学院的一面学术旗帜。这方面也是值得我们不断地为他做总结。前段时间吕先生在今日美术馆的展览可以说面向社会做了一次很好的展示,是一次多年来的成果的汇总,这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第三点我觉得我们也要高度评价吕先生在实验艺术学院的人才培养,特别是队伍建设上付出的心力!因为实验艺术学院怎么办,需要哪些类型的人才,需要争取什么条件保障,我觉得吕先生特别重视人,特别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可以说今天在座的诸位,包括没有到会的实验艺术学院的全体教员,都是吕先生自己亲自选择、加以提携,给予培养,才形成了我们这样一支很好的队伍。有了这支队伍,我们才能在招生、教学、实践、最后到成果推出等各方面形成一个很好的实验艺术的家庭氛围。这些可以说是吕先生自己的思想境界——我经常感觉这是一种思想境界——这是一种忘我奉献的精神的具体的体现。所以我希望我们实验艺术学院要很好地总结吕先生在创建和发展建设中许多好的经验,非常好的工作作风和敬业的精神,由此成为我们一个学校好的传统。吕先生就是一个最现成最直接的榜样,这一点是我们特别重视的!”

范院长接着说到:

“学校经过郑重考虑,也经过各方面征求意见,党委批准邱志杰担任实验艺术学院院长,这对于实验艺术学院也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程。邱志杰先生大家都非常了解,他个人的在艺术上在学术上的全面性、综合性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可以说是我国中青年艺术家里的突出代表。他在中国美术学院就很好地开展了那里的跨媒体的专业教学,也为中国美术学院的各种的学术活动,比如大型的艺术展览,国际研究课题的交流,做了大量工作。他本人无论是从着述还是作品这两方面也都有非常丰厚的积累。所以学校也是经过郑重考虑,在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愿望的基础上,单位组织部门很好地进行了任命程序的过程。我们经过商量,取得了中国美术学院许江院长的大力支持,能够将邱志杰老师调动到中央美术学院来,来担任实验艺术学院院长。学校完全相信邱志杰能够很好地把实验艺术学院的好传统弘扬起来,能够和大家一起把下边的工作做好!”

“邱志杰的知识、思想观念、和实践能力的综合性,我想也是我们实验艺术学院一个很重要的人才标准。不仅院长这样,我们现有的班子成员、副院长、支部书记,以及在座的各位其实都是在按照这样一个高的标准,既具有先锋性、实验性,同时又是具备有思想和综合的实践的能力,所以这也是我们很好的一个人才的标准。”

“所以,我也特别对邱志杰先生来执掌实验艺术学院也提出几点希望:

一个就是说一定要注重我们整个班子的建设。因为美术学院现在整个布局也比较清楚了,我们12个专业院系,实验艺术学院从体量上虽然不算最大,但是现在从独立招生、从专业设置、从学术建设各方面的话也是一个比较丰富的结构,使得学生,尤其是本科生之外的硕博士的学生联同本科生一并形成了这个教学的序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实验艺术学院的领导班子得到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是一个综合体,包括了几位成员的思想作风、敬业精神,特别是要建立起一种良好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机制。这方面,近一年来,学校党委和班子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又结合新的形势,出台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有的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修订完善,有的是按照新的形势要求新设立的。今天党委会还又通过了若干个规章制度。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二级专业学院,这个班子建设首先是要按照学校的大政方针,既要不折不扣地执行,还要非常自觉地来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同时还要建立起几位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民主集中的工作方式。一种密切联系群众,也就是联系教职员工甚至包括学生的这样一种工作作风,同时还要思考整个学院的教学发展和专业建设。所以为什么我特别强调志杰先生到任之后,在这方面要有带头的、做表率的这样一种准备。因为我们实验艺术学院自身的教学很活跃,但是它在行政管理等等这些的运作必须是按照学院这样一个总的要求、规则,所以领导班子应该成为我们工作的重要保障。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不仅是包括志杰,也包括邬建安、王郁洋,你们几位作为实验艺术学院的班子成员,特别要注意解决好几个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我要特别提出来,就是如何解决好自己的专业、学术、业务发展和学院总体发展的关系问题。因为你们几位,尤其志杰,都是着名的艺术家。近年来建安也好郁洋也好,各种活动,社会的展览、国际的交流活动也很多。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是积极支持各位作为学术带头人在美术界、在国际艺术界能多崭头露角——你们的展览的成功、交流的成功,也是美术学院总体学术形象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都承担做行政工作、党务工作,这里面就难免需要投入精力和时间,有时候在个人和组织两种工作任务面前,一定是要个人服从组织,一定是要个人服从大局。其实我们每个人早晨醒来就在判断:今天肯定要做哪五个事,哪个事第一个做,甚至又是要做这个事放弃另外一个事儿。所以这个方面要特别提出要求。”

“第三,一定要把班子的团结和整个实验艺术学院的团结形成一个有机的关系。因为实验艺术学院的教师队伍,虽然从年龄上有年长有年轻,但是作为整个队伍来说还比较年轻。所以特别需要这支队伍大家在思想认识上、在情感联系上都应该更多地形成一个团结的局面,共同克服困难,共同探讨和交流思想,来共同地完成好教学任务。我觉得这是需要班子特别需要志杰把责任担起来。”

范院长接下来重点对了实验艺术学院的进一步发展进行了指示,他说:

“实验艺术学院的教学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建设,应该说从这几年的毕业生作品,尤其从去年到今年的毕业生作品,不管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应该说全院都看到了我们培养的人才有很好的水平。这个水平里面,包括了艺术思想的敏锐度,包括了通过大量社会实践,这个方面用老吕的话,应该说形成了一种社会实践的方式所具有的有效性。尤其包括学生在创作上投入的热情,投入的力量,都很引人注目,也给其他学院的教学带来一些启发。我们现在搞毕业季也好,搞平时的教学检查也好,都是为了促进不同学科之间更多的融合,相互补益、相互借鉴,来形成我们学校的一个整体面貌。在这方面实验艺术学院建院以来成果是显着的!但教学的工作,我认为依然有很多问题。因为随着现在招生,到今年学生录来之后你们等于是一二三年级到位。再明年就是一二三四年级全部到位。包括本科、硕士到博士,还包括高研班等等,也就是全系列。既然是全系列的教学和人才培养,就更需要花心思来研究这个课程的结构、课程的类型,也要花心思来打造整个教师队伍。”

“现在我理解大家都比较忙,工作量也比较大。但越来越规范的话就需要把这些整理得越来越有序。哪些经典课程,或者精品课程,或者看家课程是我们的长处。哪些是开发的交叉课程或者是前沿课程,也要把它列出来,来进行建设。”

“这些年来实验艺术已经积累了很多教材,这都非常可贵,下面就是进一步把这个课程系列能够把它做得更加清楚,这样一来无论是我们接下来的学科评估,还是学位的评估,这一套我们都更加规范,更加是一流学府的学科建设。所以我觉得这几条都特别重要。这是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围绕着教学发展要更加理性地、清醒地进行规划和判断。”

“第三个,对学生的教育,也要特别引起班子的重视。实验艺术的学生从入校就是独立招生选拔来的。选拔来的特点就是思想比较活跃,个性比较强,实验精神很充分。但是与此同时呢,因为学生的个性太强,那么他如何在思想、政治、意识、文化、文明等等这方面的综合教育就要加强。我们允许学生做各种学术的探讨,但是我们希望学生还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健康的这样一个人才出来。所以在这方面不仅班子,我们全体教师都要把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把学生的全面的发展,特别是健康的文化追求和文化素养要当成很重要的一块工作,这样我们这个实验艺术学院就既是非常强壮的学术主干,又有人才培养上的新的朝气。在这方面,志杰要和大家一起要多关心学生的思想包括艺术的趣味、包括审美的意识,在这方面要特别注意。因为它有难度,难就难在实验艺术学院都是按照个性模式招上来的。一旦学生数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他可能就会出现不同的思想问题、认识问题、价值观的问题。所以这些方面一定要形成很好的实验艺术学院的学风。把学风培养好,那么学生的个性就能非常健康地发展。”

“我讲的这些意见,也是平时领导班子在讨论到我们实验艺术学院的发展所谈论到的问题。至于办学的条件,怎么得到更好的支持和保障,学校一方面是一视同仁的,第二个还要根据我们这个学科的特殊性,能够积极地支持起来。所以我为什么来晚了,也是在安排今年的基础建设的项目,也包括你们的这个项目,也都在讨论,我大概把学校这段时间的考虑大概跟大家说一说。归纳起来就是,高度评价吕先生,积极支持邱先生!”

吕胜中

“今天是实验艺术学院一件挺大的事情。刚才范院长呢把我表扬了一顿。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些年做这些工作——我之前跟媒体说过——我做这个工作一点儿没觉得自己吃亏了。最初还觉得我要放弃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放弃呢就是一种拥有。确实这十多年来,我从一个根本不会当官的这么一个人,也没有什么欲望的一个人,最开始是觉得学校需要这么一个东西,当时老范当副院长让我管教学嘛,而且包括“实验艺术”这个名字我们俩讨论半天。当时你有点担心,你很认同,但是你担心上面通不过。当然后来老范很支持,我们就报“实验艺术”这个名字,到现在来看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恰当比较确切的名字。”

“这些年来呢无论和学生相处和同事相处,还是在体制内这种结构当中相处,我觉着我从整个的人格修养上提高了很多很多。这个变化我觉得是一种对生活对人际一种更宽容的理解。可能邱志杰未必有这样的体会。有些事情,是你认为不需要,其实还是很需要的。我们当时认为很多程式化的东西太没有必要了,但是一做这个事情它又必须。我举个例子,我刚做这个实验艺术工作室的时候,我当时就想,我当普通教师时老被叫开会,这次呢我就尽量地少叫老师们开会。结果呢,我不开会老师们反而有意见啦!老胡说,老吕我们应该开个会了。这个事情呢你就觉得有些形式呢是很有必要,这个事情对我改变很大。后来我看二月河写的《康熙大帝》,我就理解了系统,理解了一些必须做的东西。这些我觉得都是我人生很大的收获。”

“关于这个专业的创办,我觉得即使我不做美术学院也会有人做的。那么交到我这里,对我来说,我真的觉得不是一个负担,我觉得我有幸接受了这么一个使命。”

“第二点,关于邱志杰的任命,我个人觉得,说实话这二年一直在希望有一个能来做这个工作的人。我们这里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形成这样一种局面,老的老少的少,当时我们号称是“三个更年期加一个青春期”。当初创办的时候啊,中间的差距太大了,一个八零后三个全五零后,中间缺一代,期间就很焦虑。很焦虑的时候就到处想找人挖掘人,谈谈全都碰壁,谈过很多人。邱志杰我是零五年就和他聊这个事情,中间我们用了一个办法就是我们用聘任的方法去补这个缺口,较好地度过了这个时期。但还有一个问题是谁接任这个工作。因为我分明知道,任何岗位都不是生命永久的驻留地,我们必定有一天要离开的,而作为老师是一生一世的一个责任。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也挺感谢邱志杰,终于答应这个事情了。所以我也非常高兴,我个人认为他是非常合适的人眩他从艺术水平上就可以不用说,他整个为人处世的态度上,有很多的柔软性。他又有原则又有柔软性,这样的话我觉得不成问题的。”

“我们的团队我知道,一个个能力非常强,就是说拿出任何一个来,他们出去都可以单独顶一摊事儿。从我们团队,邱志杰本身担任这个事情,都让我觉得是一个很顺势的这么一个状态。说实话我没什么不放心的!我觉得我们这个新团队肯定要有一个协调期,要互相协调适应。比方说我原来在这儿的时候,老是什么事儿都冲上去了,大家可以稍微撤到后边去,可能现在需要大家都冲上来,另外呢互相之间还有个协调。只要这个团队协调起来,就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转折点,面临这样新的转折大家抱成一个团继续做好这个工作,我觉得一点儿问题都没有。我也表个态,在你们需要我的时候你们就说一声,义不容辞。我肯定是全力支持。真的说让我来点点名做个秘书做个表儿都没问题,我这个人其实特别适合当教学秘书。”

新任院长邱志杰“就职演说”

“首先当然要谢谢领导的信任和同事的信任。谢谢大家的信任!我从2015年开始在这里做客座教授,其实2006年就帮吕老师带过课,叶甫纳和陈明强都是被我教过的。那天看吕老师整理资料,大概整整十年前的2006年五月份,在延安开艺术教育研讨会,范院长和许院长也去了那次,还穿着红军服装拍了照片,那次研讨会你们去的前一天,我在会上发表的是《中国实验艺术教育大纲》。吕老师很爱人家用“实验艺术”这个词,一看我用的是“实验艺术”,觉得志同道合。那个时候我们就非常谈得来,因为我们都比较主张应该注重方法论,而不是随意的凭感觉的教法,更不是认为当代艺术不可教的想法。我们觉得应该学术化。这一点上我们非常志同道合,所以才有了今天。2003年我去中国美术学院教书,我跟许院长谈条件,不当官不开会,结果今天跑到这里来做行政职务。但我是这么考虑的,吕先生给我们留下一大笔财产,非常丰厚,怎么保值怎么增值,其实是一个大挑战。我想起当时朱镕基总理当年上台时候说过的话,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诚惶诚恐,任重道远。也希望能够不辱使命。”

“吕先生前面十年的努力成果非常丰硕,刚才范院长已经高度肯定了。此刻,实验艺术也正在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新时期。二十一世纪初申奥之后,我们中国的官方开始理解和支持当代艺术的发展,到现在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到新技术革命和互联网和知识经济的兴起,我觉得现在既是很大的挑战也是很好的机遇。北京有非常好的平台,实际上整个社会对实验艺术人才的需求是巨大的。各校都在积极上马这样的专业。所以我觉得我们以教学为核心,在不管是国际合作、科研、社会服务,各个方面都有一个很好的机遇能够让实验艺术学院进一步发展,能够融入这个中国正在崛起为一个创新型的世界大国的历史进程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另一方面,我们实验艺术专业还是新生事物,本身还有一个很长的夯实的过程。也就是把刚占好的地盘夯实加固的过程,然后再加入新东西的过程。原来的优秀传统,原来形成的课程,要夯实,要精品化,新的课程要继续研发。这方面不管是班子还是全体老师,我们反复地讨论和设想了整个过程。”

“总的来说,我自己可能在具体课程的教学上已经比较经验了,但是做行政领导的经验并不足。这可能也是我们美术学院这样的大学的一个特点:一代代的一批批的大艺术家们不得不去学习着做行政,做奉献。我的状态和大家一样,都是受责任感的驱使,勉力为之。此外大家也知道我来自中国美院,我对中央美院的情况也得有一个慢慢熟悉的过程。所以一方面得请求我的实验艺术学院的同事们继续支持,能够在未来的时间里支持我的工作。就像刚才吕老师说的,这是一场接力跑,有一天这根棒子肯定是会交到更年轻的同志的手里,希望大家同心同德,帮我把这一棒跑好。另一方面我们的班子非常年轻,需要我们的总院领导随时能够指导,随时能够提出批评的意见。

“范院长刚提出的这几点要求,我觉得我们通过努力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前几天我去杭州参加毕业典礼,临走的时候我的博士生汤南南他开车送我去机常他问我说,邱老师我现在留在中国美院任教了,下一个阶段我该注意什么。我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解决创作和教学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有的老师一搞创作就影响了教学,一专心教学就遇到了问题,那样的话是不能持久的。我说我没有,在中国美院教13年的书,我的创作越来越好,你看我画的地图每一张都可以拿来做教材,每一个课程的备课都可以用来画地图。我们要想办法去建立一个创作和教学互相滋养的过程。作为艺术家我非常感激我十几年的教师生涯,如果不是当老师,我也会成为一个像别的艺术家那样天天出方案卖作品的那种职业艺术家,那种其实是小的艺术家。由于做教学我有了一个更宽的视野,实际上它对我的创作工作是起滋养作用的。我觉得每一个教师都面临创作和教学如何互相养的问题,我们班子里的人在做行政也应该是这样的。就像吕老师说做行政使他胸怀更宽广,视野更宽广,人的境界和心态也更高。

“至于班子的团结,是完全没有问题,实际上在我调来中央美院之前,跟建安跟郁洋就已经是好朋友。所以应该说在工作的磨合上,前面筑造的良好的情感都是对我们的工作起正面的作用的。”

“我觉得范院长对我们的提醒和要求,最重要的也是我们面临的教师队伍的建设。教师队伍的建设也是未来班子的基矗我们目前除了有硬件条件的不足之外,其实巨大的问题就是教师数量的不够。我们十来个老师每个人都扛着巨大的教学任务,一个人闲人都养不起。我们当然可以利用北京的优秀的资源,把一些可以合作的课程、开放的课程,不管是院内的合作、校际的合作、还有当代艺术界的名家,来建立起我们比较灵活的外聘教师机制。但也面临着从我们的研究生、博士生中,以及海外归来的人才中培养我们未来的教师队伍的很大的使命。就算指标有了,合适的人才还有一个寻找、考察、试用的过程。这应该是我们后面工作的一个重点。在这方面我们实验艺术学院特别希望能够得到院领导一如既往的支持。”

“所以,总而言之吧,战战兢兢,希望能够不辜负范院长、学校领导的信任,不辜负吕老师的希望。希望和所有的我们的同事们一起,把吕老师这笔丰厚的财产继续增值。谢谢。”

范迪安

“我们干部的考察任命是一个严格的过程。关于任命邱志杰的整个群众调研的结果,组织部向党委班子介绍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讲到了大家对邱志杰担任院长的支持,我了解这个情况之后是很高兴的。这说明虽然我们这个队伍比较年轻,但大家有很好的同心协力的心气,这是志杰你个人的努力也是你遇到的幸运,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好。因为许娟部长在干部工作上是非常有经验的,包括群众反映和报上级领导的有关材料,都是做得细而又细。有关各方面反响都非常好,非常令人高兴。”

“中央美术学院现在一方面遇到很好的时机,社会在发展,文化不断地开放,国际交流可以说越来越深入、全面,那就为我们自己的学科建设、教学建设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我们中国自己的艺术界,不管叫美术界还是叫当代艺术界,都需要有新的,有思想性的力量在做引领。所以我经常想,我们学院今天应该成为主流,我们跟社会上的完全的自由的艺术家还有所不同,不同在于我们在做知识积累和知识生成的双向的工作。既要传承给年轻人又要创造新知,提供知识增长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就美术学院来说,就从去年到今年的毕业季,某种程度上也是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关注。光从每天来的几千个观众,周日都是上万观众,就可以看出美术学院的整体影响力的增强。”

“另一方面,我们现在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毕竟现在社会发展很快,兄弟院校也都在努力。今天上午召开学术委员会的会议,我还专门介绍了许江院长在杭州做的,把中国美院建成十个分院的结构。虽然我们不叫十二个分院,但是我们四大学科的建设也需要加强。所以这些方面中央美院还要充分估计到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我们在各个领域都要站在前面,既要做到中国一流,还要做到世界一流。这就需要我们做非常多的努力。现在是个透明的社会,信息时代的社会,学生很聪明,随时在分享信息,在传播信息也在制造信息,所以一个学院的社会口碑成为大家测评的一个基本角度。所以,我们从大院来说,希望我们全体教职员工能卯足劲,真正能够心往一起想,劲往一处使,让自己的聪明才智得到最好的发挥。”

“志杰刚才讲得很好,在北京,我们应该有比其他院校更优越的文化的整体氛围和条件。我想我们在一个单位里工作,是机缘,有很好的缘分。所以学校坚决支持个人全面的发展。比如我来之后,也算是有几个小的动作来支持这种发展:过去,我们办展览能不能由中央美院来主办,是要做很多的申请的。我来了之后提出,副教授以上办展览都应该是美院主办,尤其是在美术馆,在公共机构的展览。我们的讲师办展览,只要学校讨论过,都是可以用学校的名义。我们现在评职称,也是放开,觉得自己有条件呢我们就申报,一次没有被评定也不要急我们还有机会。再一个,学校的学术活动,各个学校都搞得很火热。今年毕业季实验艺术学院的学术活动也非常的引人注目。应该说现在是一个大家可以心情舒畅地发展的时刻。但一定要瞄准个人的发展和中央美术学院的整体形象更加有机地结合,这个项目是个人做的,是几个人的团队做的,同时也是为中央美院的荣誉加了分添了彩,我就这一条要求。因为这条要求做好了,大家都这么做了,这个学校给大家的形象才是好的。如果学校整体形象很衰,个人再怎么努力,也没什么意思。如果个人做得很好,学校不闻不问不关心,那学校也不对。所以就建议我们集体的荣誉和个人的发展应该能更有机地结合起来,我想这个时候,我们的价值就得到体现。”

编辑:江兵

医生带伤单脚站立为女孩手术:我也是父亲(图)

  医生带伤单脚站立为女孩手术:我也是父亲(图)
  医生带伤单脚站立为女孩手术:我也是父亲(图)
  

陈为拄着拐杖赶到医院。

原标题:医生骨折次日如约为6岁女孩手术:我也是父亲,知道父母着急

右脚跖骨骨折的医生靠单腿站立,如约为左腿胫骨骨折的6岁女孩完成手术——7月20日,浙江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骨一科主治医师陈为拄着双拐来到医院,为一名在车祸中受伤的女孩做手术。

两小时手术过程中,他穿着10斤重铅衣,保持左脚站立、右脚轻轻点地的姿势。

“我受伤是在下班以后,这个手术是几天前就约好的,我也去病房亲口答应过小女孩,20日帮她做手术——当然,前提是我评估过自己的脚伤不会影响手术。”7月22日,已在家休息的陈为告诉澎湃新闻。

19日,陈为在参加足球比赛不小心骨折,当晚打上石膏。“跖骨骨折一般要打一个月的石膏才能恢复行走,期间尽量卧床休息。当时的症状是右脚红肿、疼痛,影响走路,但站着没什么问题,疼痛也还可以忍受。”陈为表示。

20日,陈为拄着双拐来到医院,同事们都吃了一惊。“他们说你这样了还来干嘛,我说如果今天不手术,女孩就要转院或重新排期,可能耽误治疗。我也是两个小孩的父亲,知道做父母的着急。”他说。

术前准备时,因为右脚不方便,同事为陈为换好手术服。由于拐杖不符合无菌要求,他丢掉拐杖,一瘸一拐进了手术室。

陈为单腿站了2个多小时顺利做完了手术。

小儿胫骨手术中需要进行射线检查,以确定置入的弹性钉位置。为防止辐射,陈为还得穿上10斤重的铅衣。两个小时下来,手术服被汗水浸透。

陈为有两个女儿,当初接触小儿骨科就是为了女儿。

几年前,他大女儿的脖子上长了个小肿块,脖子也歪了。如果是大人,好处理,可女儿还小,能不能用大人的办法治疗?陈为很紧张,翻阅了很多资料,用完全不同于大人的治疗办法将女儿治愈。此后,他专攻小儿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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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别73年 失散姐妹团聚相拥而泣(图)
  

79岁的李淑荣老人和81岁的姐姐艾淑章相拥而泣。

原标题:一别73年 失散姐妹羊城团聚

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陈子垤 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梁钜聪

今年79岁的李淑荣老人内心一直有一个未了的心愿,她想找到自己的家人。1943年,由于家贫,6岁的李淑荣在河北老家被父母送给了邻居,邻居将其卖到吉林一户人家当养女。今年5月,在“宝贝回家”志愿者的帮助下,在广州找到了老人的亲姐姐。昨日,李淑荣老人经过4个小时的飞行,从长春飞抵广州,在白云机场和姐姐相认、团聚。为了这一刻,两人等了73年。

离家

6岁时被人卖到东北

对于年近八旬的李淑荣老人来说,不管自己身在何方,家乡和亲人永远是她心中的牵挂。

李淑荣是河北抚宁人,今年79岁,儿孙满堂,然而在她内心深处却有一个心愿——找到自己的家人。

据李淑荣老人回忆,她家共有姐妹三人,大姐大丫,比她年长两岁,小妹三丫比她年幼三岁。1943年,父亲被抓去当劳工,母亲也被地主抓到家里做奶妈,剩下年幼的姐妹三人,生活十分艰难,靠吃野菜度日,经常饿肚子。

由于家境贫穷,家里养不下去,父母只能将三个女儿托付给了村里的同乡谢某,“当时我6岁,父亲将我送走,”李淑荣说,谢某将其塞进一个袋子里背到山下,先上了一辆人力车,走出十几分钟后,又上了一辆车,半夜时来到谢某的姐姐家。

在那里,她喝下一碗怀疑下了药的水,等她再醒来时人已经在火车上了,身上的衣服也换成了棉衣。随后,她被带到了吉林长春农安县,谢某以几百元的价格将她卖给了农安县新农乡的李家。

李淑荣虽然年幼,却暗暗留心细听谢某与李家人的对话,得知自己是河北抚宁县人,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才到农安县,爸爸姓艾。她将这些与自己身世有关的信息牢牢记在心里。

中间人去世线索中断

李淑荣说,李家的家境优越,没有子女的寡妇养母独自一人抚养她,对她宠爱有加。然而在李淑荣8岁的时候,养母因病去世,“我便跟姥爷姥姥一起生活”。12岁时,姥爷姥姥也相继去世,李淑荣一度在街头要饭。此后,她被养母的妹妹抚养长大,直至嫁人。

1967年,李淑荣通过一些线索,在辽宁省抚顺市找到谢某,想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可是由于谢某卧病在床,十分虚弱,告诉她家乡的村庄在打仗那会已经不在了,“她说找不到了,说她就是我的亲人了”,善良的李淑荣一时心软也就没再追究。

1970年,李淑荣再次来到抚顺想了解情况时,却得知谢某已经因病去世了。李淑荣失望而归,牵系着其身世秘密的重要线索就这样断了。

寻亲

网上寻亲 “艾”姓成关键

李淑荣有5个儿女,两个孙子和6个孙女。据小儿子周长顺介绍,从他懂事起,母亲总会跟他讲述她被卖到吉林的往事,“母亲跟父亲一吵架,母亲就会叹气,说她在这边没有姐妹说说心里话”,周长顺心疼母亲,也曾积极想办法为母亲寻亲。

今年4月27日,周长顺看到“宝贝回家”,便将母亲的寻亲信息登记到“宝贝回家”。志愿者经过多次沟通,发现李淑荣老人的记忆非常清晰,对家里周边的环境描述也很具体。针对老人说自己是河北抚宁县人,志愿者先是在“宝贝回家”河北群进行讨论,并根据老人记忆中比较少见的姓氏“艾”,了解到抚宁县有个村庄是姓艾的。

志愿者在河北省抚宁县排查到一名艾姓的七旬老人。虽然年龄上不符,但为不放过任何一个线索,志愿者们还是实地走访,最终,确认此人正是李淑荣的堂妹。“通过堂妹给的电话号码,先是志愿者联系上在广州的艾淑章”,“宝贝回家”志愿者燕子说,随后广州这边的志愿者也进行了实地走访核实,两位老人所回想的细节一一相符。

燕子说,虽然过程听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没那么简单,很曲折,“艾阿姨的儿子一开始不相信我们,怀疑我们的动机。”燕子说,之后志愿者向其子不断解释“宝贝回家”是免费寻人,并出示了自己单位的工作证自证,这才取得了家属的信任。

丢了妹妹 姐姐内疚几十年

“这么多年以来,我也一直在找73年前失踪的妹妹二丫。”当得知妹妹也在寻找家人时,81岁的艾淑章老人老泪纵横。原来,她对妹妹失踪一事耿耿于怀,认为是自己没有保护好妹妹才导致其70多年来漂泊在外、杳无音信。

艾淑章现在都记得妹妹离家的那一天情景。“当时我去摘野菜,回到家就找不到妹妹了”,艾淑章老人说,母亲说妹妹给了村里的同乡“二炉头”,艾淑章便每天都前往“二炉头”的门前呼喊妹妹,但对方家中一直没人。邻居后来告诉她,“二炉头”已经带着二丫离开了。

艾淑章说,上世纪60年代,她曾和家人找到“二炉头”打探二丫的下落,但对方告知二丫已经去世了,“每当想起二丫,我都特别内疚。我母亲直至96岁高龄才去世,她弥留之际最大的遗憾就是二丫和三丫没在身边。”

血液鉴定 二人确认是姐妹

为稳妥起见,今年5月,志愿者们指导两位老人分别取了DNA样本进行检测。在等待DNA结果的日子里,艾淑章和李淑荣两家人度过了心情复杂、忐忑不安的一个月。“那段时间特别漫长,我们既期待,又害怕。”周长顺说,母亲很焦虑,每天都会问结果出来了没。而艾淑章的儿子黄先生告诉记者,那段时间母亲也睡不好。

一个月后,鉴定中心的结果出来了。记者看到委托鉴定合同上写着“倾向于认为X1和X2存在全同胞关系”,也就是说,两位老人系亲生姐妹。结果出来后,两位老人进行了视频聊天,“她们一视频,都认出了对方”,周长春说,当时两位老人都哭了,“我大姨说姐姐对不起你,我母亲说我找到了姐姐,还要找到妹妹。”

重逢

姐妹昨日相聚

昨日13时20分左右,艾淑章坐在广州白云机场贵宾室,一脸紧张,坐立不安。此时,她失散73年的二妹李淑荣及两个外甥正在长春飞往广州的飞机上。

艾淑章老人的儿子黄先生捧着一束康乃馨在机场到达厅W2出口等着,“康乃馨代表着温馨嘛,这是我第一次送花啊,献给我二姨。”黄先生说,自己心情很激动,有点觉得不可思议,失散多年的亲人也能寻回。

下午14时许,李淑荣坐在轮椅上,被空姐推了出来。一看到黄先生,李淑荣便紧紧地牵住他的手哭着说:“终于回到家了,70多年了,我以为我回不来的。”黄先生忙劝着:“不哭了,我们回家再哭。”

随后黄先生推着李淑荣老人往贵宾室走去。刚到贵宾室门前,里面的艾淑章老人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迎了出来。这对分别几十年的姐妹紧紧地抱在一起,喜极而泣。姐姐艾淑章连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场面一度让周边人感动落泪。

在家属的劝说下,两位老人好不容易才止住了泪水,两人手牵手在贵宾室聊起了小时候的苦难及现状,“现在看到姐姐好好的就足够了。”

老人激动晕倒

在休息一会之后,艾淑章老人和儿子带着李淑荣母子几人返回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区庄的家。两位老人在车上聊个不停。可能是由于太过激动,加上多日来休息不好,李淑荣老人在车上一度晕倒,幸好送往医院经过检查确认无大碍。

目前,两位老人除了重逢的喜悦之外,她们希望下一步能够找回失散的三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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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奥运金牌含494克银和6克黄金 约值587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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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綨7月31日报道,一支大约一百人的团队一直在巴西铸币厂内秘密工作,赶在奥运会之前生产5000多枚奖牌。这支团队包括雕刻家和机器操作人员。
  外媒称,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奖牌的制作是艺术和科技的结合。
  〃内罗在巴西铸币厂工作的41年间制作了许多硬币,但他说,雕刻奥运会奖牌是他完成的最令人兴奋的项目之一。
  尽管可以使用计算机制作模具,可是卡内罗仍花了两周时间,使用精密工具,手工制作了模具。他说,精密工具让他对设计方案拥有更多的掌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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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住合肥的董某经营着一家服饰外贸店,生意不太好做。在一次上网聊天时,她结识了南京的郭某。郭某自称是一家贸易公司老总,听说董某的服装生意没起色,主动表示愿意到合肥帮她拓展销售渠道。见面后,郭某谈吐不凡,董某觉得郭某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从此,双方的联系更加热络。
  

  有一天,郭某告诉董某,他的朋友有快速发财的路子,他可以为董某牵线搭桥。郭某称朋友有一批用美国高科技印制的假钞,跟真钞几乎没有区别,能在市面流通,只要真钞五分之一的价格。不过,郭某说拿货“40万”起步,董某一下子拿不出8万元,只凑了6万元。此时,郭某主动表示,愿意先垫付2万元,算是借给董某的。董某很感激,觉得郭某是自己发财路上的“贵人”。
  到南京买假币,6万元换回一堆白纸
  几天后,董某带着现金从安徽来到南京一家小旅馆,见到了郭某以及卖家“秦老板”。
  “秦老板”从一个旅行箱中拿出一叠面值为50元的钞票让董某验货,董某用随身携带的验钞笔照了照,发现确实跟真钞没有区别。就在这时,“秦老板”的小弟慌慌张张冲进来催促,“有警察,好像要来查房,快撤快撤!”